一九九六年五月，北岭省汉江市。
江梅的砂石场停了第二十三天。第二十三天晚上，江涛来了。
二十三天，场子就那么停在那儿，一声不吭，跟人躺在炕上不出气一样。
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纸袋，进门没坐。
“哥，给三妹找条活路。”
“啥活路。”
“拍戏。”江涛把纸袋放在桌上，“省里有个电视剧，叫《汉江人家》，来汉江取景。要个本地公司出账。”
范江海没伸手。
“公司叫啥。”
“汉江影视文化发展公司。”江涛说，“法人是江梅。”
“你出钱。”
“哥，钱是外头的。”江涛说，“南边那个姓雷的，他有路子。”
“账走哪儿。”
“走公司。”江涛说，“戏拍完，账平了，公司还立着。”
范江海把纸袋拉过来，抽出里头那张登记表。股东四个。头一个是江梅，第二个是南边一家公司，第三个是市剧团。
第四个空着。
“第四个呢。”
“留着。”江涛说，“哥，留着比填上强。”
留着比填上强——这话听着是为三妹好，说白了，是那一格要等后面的人拿主意。
范江海把表放回去，两根指头在桌上按了一下。
“叫江梅自己来跟我说。”
“哥——”
“她自己来。”
隔了一天，江梅来了。还是那件蓝褂子，袖口翻过来缝过一道。她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哥，我不干这个。”
“为啥。”
“我不会拍戏。”
“不用你会。”
江梅两只手插在兜里。上一回她也是这么站着。上一回她把手心里的三万块推到了桌上。
“哥，场子的事我认了。”她说，“这回我问一句，这公司的账，谁沾手。”
“你沾。”
“我不识数。”
“识数的有人。”范江海说，“你按手印就行。”
江梅看了他一会儿。
“那我说明白。”她说，“这回我按，我不看账。可要是出了事，我不去顶。”
“没人叫你顶。”
“上回也没人说。”江梅说。
上回也没人说。这五个字一出来，屋里就没话了——上回也没人叫她顶，后来她的场子还是停了。
她转身下楼。门带上了，比上回轻。
轻，不是气消了，是气都不敢使了。
六月中，戏在汉江开了机。地点在南关，搭了一条街。青砖是新砌的，门板是旧的，从乡下收了六十扇。
开机那天范江海去了一趟，站在人堆后头。没人认出他。
女主角来试戏。姓沈，叫沈曼，二十七。洗白的衬衫，头发扎在脑后。
导演让她念一句词。词是写一个搬走的人，回来看自己家的院子。
她念完了，导演说好。
范江海在旁边说了一句。
“不像。”
沈曼回过头。她看了他一会儿，才认出他是谁。旁边有人要站起来，她没让。
“您说哪儿不像。”
“哭早了。”范江海说，“那会儿人哭不出来。人是往后头哭的。”
这话不是戏文上的话。这话是过过日子的人才说得出来的。
沈曼没接话。她把剧本翻过去，用铅笔在那一行底下划了一道。
“我重念。”
第二遍她没哭。念完了她站了一会儿，才把脸偏过去。
导演说行。范江海没说话。
散了以后，沈曼走到他跟前。
“范书记，我不是来演给您看的。”
“那你来干啥。”
“来演戏。”她说，“您这条街上六十扇门板，我一扇都没进去过。我想进去一扇。”
范江海看着她。
“下一场，”他说，“你演那个搬走的。”
“我本来就演她。”沈曼说，“我缺的不是角色。”
“那你缺啥。”
她没说。她把铅笔别在剧本上，走了。
这一句她没说出口。往后他也没再问。
戏拍了十九天。剧组招群演，一天八块，南关来了二百四十人。
尚老四也在里头。六十七了，看磅的那个。他演一个蹲在门口的老头，一天蹲两场。
这活儿他不用学。蹲在门口，跟他当年在磅房门口一个姿势。
十九天，他没缺一天。
结账那天，账上没出钱。管账的说程序没走完，等一个电话。
二百四十个人的工钱，卡在一个电话上。
二百四十个人围在场务棚外头。没人喊。
没人喊，这才难受。喊出来还好，不喊，是心里头认了。
尚老四蹲到下午四点，站起来，把一张领款单压在门墩上，走了。
单子正面是一天一栏，十九栏。
反面一行铅笔字：十九天，八块。
后来有人说，尚老四蹲那十九天，是给他老伴攒药钱。一盘药八块六。他一天挣八块。差六毛。
一天差六毛。十九天，天天差六毛。
范江海是第二天知道的。他让柏向南把那笔钱从别处先垫上，一人八块，一天不差。
这钱他垫得起。可垫出去的钱，跟人家挣来的钱，不是一回事。
“范书记，垫的钱记哪一笔。”
“记公司的。”
柏向南把本子翻开，写了日子，写了数。写完抬起头。
“还有一件。”他说，“市剧团那位老生，姓管的，六十了。剧团那一股的手印是他按的。昨天上面来人问了一回，团里把他的演出停了。”
“停多久。”
“没说。”柏向南说，“他把戏服交了。四十年，交了三个箱子。”
四十年，三个箱子。一个人一辈子的家当，就装在这三个箱子里。
范江海站在窗前。
“戏拍完就没事了。”
“范书记——”
“他年纪到了。”范江海说，“该歇了。”
该歇了这三个字说出来，屋里就没人再往下接。人家六十岁交箱子，跟年纪到没到，原本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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