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铁鹰说，“死的就那一个。”
“伤了几个。”
“两个。一个是搬家队的临时工，脚崴了，当天就回去了。一个是抬人的，手背蹭破一块皮。”
“清走多少。”
“四百七十。”
“台阶上还有人没有。”
“没有了。”严铁鹰说，“我去了两趟。空着，就剩那行字。”
“字擦了没有。”
“擦了。头一遍拿袖子，擦不净。这一遍用沙子蹭的。”
袖子擦不掉，沙子蹭得掉。人心里那点东西，沙子蹭不着。
范江海把桌上那张纸掉了个方向。纸是柏向南昨天放下的，上头抄了三行。
“省里再来电话没有。”
“来过一个。”柏向南说，“问了三样。死了几个，多大岁数，钱给了多少。”
“你怎么答的。”
“我说正在办。”
“往后都照这个答。”
“正在办”这三个字，能对付上头，对付不了底下躺着的那个。
殷开山坐在下首，帽子摘了，搁在膝盖上。他坐了半天，这时候才开口。
“范书记。”
“说。”
“钱能压住事。”殷开山说，“压不住人。”
“压住今年。”
“明年呢。”
“明年再说。”
四句话，一句比一句短。压住今年，就是拖到明年；拖到明年，就是拖到没这回事。
殷开山把帽子又拿起来，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
“范书记，我想去一趟后河沿。”
“去干什么。”
“看看那家的炕。”殷开山说，“我们那儿死了人，第二天得去个人，把炕席掀一角。”
“你去。”范江海说，“一个人去，别带东西。”
“我带一捆纸。”
“纸也别带。”
老人没了，炕席掀一角，这是老规矩。如今连纸也不许带，就是空着手去，再空着手回。
殷开山看了他几秒，把帽子戴上，没再说话。
“那天带走的人，里头还留着几个。”
“两个。”严铁鹰说，“一个是城北的，推了人。一个是那个老太太，拿布包馒头分给旁人的。”
“老太太什么由头。”
“带头。”
两个馒头，掰开分给一圈人，记在纸上就成了“带头”。
“几天了。”
“五天。”严铁鹰说，“昨天她儿子来接走的。”
“回去就好。”范江海说，“往后门口别再站人。”
“人找着没有。”
“找着了。”严铁鹰说，“在省城，火车站后头一个小旅馆，一晚上三块。他回去是给他爹做头七。”
“他带的什么回去。”
“一个布包。”严铁鹰说，“缸在包里，门牌也在包里。”
“省里那份哪来的。”
“他说他没往省里送过东西。”
“他见着你，说了什么。”
“他问我钱什么时候到。”严铁鹰说，“我说按格算。他把缸从包里拿出来，搁在床脚。”
“缸里装的什么。”
“一只鞋。”严铁鹰说，“他说另一只丢在台阶上了。”
一只鞋，装进了缸里。
范江海把烟拿起来，又放下。
“哪天办。”
“后天。”严铁鹰说，“他家现在三口。他，他媳妇，还有个小的。”
“小的多大。”
“二十来岁。”严铁鹰说，“名字问不出来。”
“问不出来，你去办什么事。”
“我去办签字。”严铁鹰说，“钱按三格发。他，他媳妇，那个小的。三格都按手印，缺一格，那一格的钱不发。”
“谁定的三格。”
“我定的。”
“三格就三格。”范江海说，“签就得签全。签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往后就是话。”
一格里一个手印，缺一格，那一格就空着。空着的那一格，往后就是一张嘴。
后河沿那条街拆了一半，拆到十七号门口停下的。十七号在街东头，门锁着。拆的人来看过两回，门锁着，绕过去了。
一条街都推平了，就绕开这一户。门锁着，人没了，门还锁着。
柏向南去看了一趟，回来站在门口报。
“门框上两个钉子眼还在。”他说，“眼是黑的。”
“屋里呢。”
“邻居说锅还在灶上。”柏向南说，“盆里泡着米，馊了。”
米泡在盆里泡馊了。这家人走的时候，是打算回来吃这顿饭的。
“邻居姓什么。”
“姓周。”
“跟他说，别往外说。”
城北的签字比后河沿早三天。
城北是拆房子的活，不是死人的活。一片一片签，签的是同一张表，格数不一样。人口多的表长，一页不够，后头续一页，续的那页只在角上按一个手印。
拆房子的表是长是短看人头，死人的表也看人头。一张表上，一格一条人命。
签了的当场点钱，点完把盒子盖上。有不愿意签的，坐着不动。办事的就把表收起来，说改天再来。改天再去，屋里的东西已经搬到外头了，桌子腿压着炕沿，一条腿悬着。
桌子腿悬着，人还在屋里坐着，东西却已经在院外头了。这一手，比催比劝都管用。
头一批签了二百四十户。
最后剩两户，是兄弟两个。弟弟先签的。哥哥签的那天，借了把钳子，把门框上那块门牌撬下来揣在兜里，撬完才按的手印。办事的看见了，没言语。
撬完门牌才按手印。他是先把自己的门牌收好，再把这间屋子交出去。
按完手印，他问了一句话。
“这钱够不够我把门牌钉回去。”
办事的说，那面墙下礼拜就没了，钉回去没地方钉。
哥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走了。他走的时候，兜里那块门牌硌着腿。
一块蓝铁皮，巴掌大，硌在腿上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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