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半夜来的，省城的号。
“江海。”
“秀芹。”
“汉江拆了多少间。”
“四千七百。”
“安置了多少间。”
范江海握着话筒，没答。
“你在会上报的是拆的数。”王秀芹说，“我问的是住的数。”
“城北有周转房。”
“多少间。”
“两千一。”
“四千七，两千一。”她说，“剩下的住哪儿。”
“投亲，租房。”
“租房的钱谁出。”
“补了。”
“补的钱够租几年。”
窗外有车过去。玻璃响了一下。
这一声短，这一问却穷。补的钱够租几年，她心里头早有数，问出来，是叫他自己听一遍。
“秀芹。”
“嗯。”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记着。”她说，“你给我那个本子，我在这边记。第一页我写了数，拆的写在左边，住的写在右边。”
“我那本还是空的。”
“我知道是空的。”王秀芹说，“江海，我就问你一句：哪天有人找上门，你把哪一栏拿出来。”
他没回。
这一句他没回，也回不上来。左边那一栏是政绩，右边那一栏是人。真有人找上门，要的不是数，是人。
“女儿问你过年回不回来。”
“看情况。”
“我照这么说。”她说，“十一月初我寄件棉衣过去。汉江比省城冷。”
电话挂了。
十一月五号，表报上去了。
过了十天，省里下来一份通报。汉江的名字在前头。全年工业产值比上一年涨了三成，财政收入多出来一大截，开工的楼房一百七十六栋。柏向南把通报读了一遍，读到汉江两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
停得极短。这上头的数是怎么来的，他一个都清楚。
剪彩那天在新修的路上。路宽，风大，红绸子拉得笔直。路两边还堆着撬起来的青石板，一堆一堆，码到人的膝盖高。有人说石板让人拉走砌猪圈了，有人说拉到江边垫了码头。范江海站在绸子前头，剪刀下去，手没抖。
手不抖，那叫稳当。可他脚底下这一层新路，是青石板一块块撬走以后才铺上的。
后河沿原来那三百多户铺子，搬走的搬走，散了的散了。街口卖早点那个女的姓彭，四十二，摊子摆了二十年。她领了一笔钱，去城北看了一趟房，回来在街上蹲了一下午，手里攥着一根捆煤球的麻绳。
二十年一个早点摊子，末了换一笔钱，手里攥的还是一根旧麻绳。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她亏。
城北的周转房十一月上冻。头一天冻裂了七根水管。水车一天来两趟，早上七点，下午四点。住三楼的人拎着桶下楼，站在楼门口排队，风从楼道里穿过去。有个女的在楼上喊了两声，没人应，她自己下来了。
水车司机姓安，一天跑四趟，来回三十里。他说路颠，桶里的水能晃出去两成。
晃出去两成，就是两成人家锅里少两成水。
表上又添了一栏，叫用工。柏向南报上去的数是一万二千人次。姓彭的那个女的不在这一万二千人次里头。她搬去城北以后，早上不出摊了，那根捆煤球的麻绳挂在门后头。
一万二千人次，里头没有她。一个摊子能撑一个家的女人，在表上连一个字都占不着。
围挡拆掉以后，那条街空了半个月。有人在空地上画了跳房子的格，粉笔的，画得很大，一格一格排到街心。
粉笔格子画得那么大，是孩子们画的。这条街上，如今连跳房子的地方都空出来了。
十一月二十号，早上六点四十。
柏向南敲的门。他没进屋，站在门口报数。
“大门口坐了人。”
“多少。”
“我出来的时候十七个。”柏向南说，“七点半我数了一遍，一百多。八点，三百多。”
十七个，一百多，三百多。三个数，一袋烟的工夫涨起来的。
“什么单位。”
“后河沿的。”柏向南说，“还有城北周转房的。”
“喊了没有。”
“没喊。没横幅，没牌子。”柏向南说，“都是自己来的。一人带一个小凳，或者就坐台阶上。”
不喊，不打横幅，不举牌子。这三样都没有，反倒叫人心里头没底。
“写了什么字。”
“台阶上用粉笔写了一行。”柏向南说，“写了字的地方，坐上去的人自己拿袖子擦掉了。擦得不干净，还能看出来。”
自己拿袖子擦。擦，是怕连累了旁人；擦不干净，是那行字早进了心里。
八点二十，柏向南又下去数了一趟。上来的时候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条。
“有人递上来的。”
纸条上十一个字，铅笔写的：后河沿三十一号，王，两口人。
十一个字。没有求，没有骂，就一个住处，一个姓，两口人。像是把底交上来。
“递的人呢。”
“走了。”柏向南说，“往东边走的，没回头。”
范江海走到窗边。
市政府大门离这栋楼一百二十米。台阶三层，水泥的，扫得干净。人从上往下坐，坐满了中间那两级。没有一个人说话。
三百多人坐在那儿，一声不出。越没声，越压人。
前排有个白头发的，背驼得厉害，膝盖上搁着一只白搪瓷缸，缸沿磕掉一块。缸里是空的。食堂的人昨天说，这个老头来把缸要回去了，说家里的东西。
缸底下垫着一块蓝铁皮门牌，白漆写的字朝外。
这样的老人，家没了，就剩一只缸、一块门牌。门牌垫在缸底下，字朝外——那是要让过路的人都看看，他原先住哪一号。
“范书记。”柏向南站在门口，“怎么办。”
范江海看着那扇大门，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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