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铁鹰是下午三点到的。他没坐。
“苗晓东上午九点进了东门里头那栋楼。”他说，“十点二十出来的。”
“交了。”
“交了。两页，抄件的抄件。”
“他说什么了。”
“说是收拾旧文件翻出来的，随手夹进了公文包。”严铁鹰说，“他还说了一句，他不知道这张纸值钱。”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
不知道值钱，这话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装糊涂的人，才是最会留后手的。
“那份东西，还有谁手上有。”
“能源厅里三个人知道。苗晓东，他媳妇，一个打字员。”严铁鹰停了一下，“抄件是打字员打的。她一共打了四份。”
“四份。”
“一份交上去了。一份在苗晓东抽屉里。还有两份……”严铁鹰说，“其中一份，前天到了汉江。”
“谁手里。”
“贺文彬。”
范江海看着窗子。玻璃上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粘着。
粘上了，裂还是裂。这种口子，早晚得往外头走。
“还有一件事。”严铁鹰说，“物资公司那份原始单据，经手的是会计，姓崔，叫崔玉兰。五十二岁。”
“男的女的。”
“女的。”
“让她自己来跟我说一句话。”
崔玉兰第二天上午来的。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手里拎一个布兜。兜里是一摞单据，用麻绳捆着，绳头打了三个结。
三个结。她是怕散，怕漏，怕这一摞东西撒出去。她来这一趟，是把自己半辈子的账整个儿拎来的。
她把布兜放在桌角，没有推过来。
“账是我记的，字是我签的，我认。”
这句话说得干干脆脆，一个绊都没打。可越这么干脆，越叫人心里头沉。
范江海没说话。
她从褂子内兜里摸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
一串钥匙摊在桌面当中，那就不叫钥匙了。那是一个家，叫她自个儿摆在这儿了。
“家里的。”她说，“我男人瘫在炕上，中午没人给他端饭。”
“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求您一件事。”崔玉兰说，“让我把这个月的工资领了，把饭钱给他留下。”
范江海坐着没动。
她求的不是轻，不是缓，是中午那一顿饭。一个人把账全认了，末了就剩这么点念想。
“范省长，我儿子今年考学。”她说，“政审那一栏，谁签。”
屋里静着。
这一问，比前头那些都沉。账她认，字她签，可这一栏押的是她儿子的前程。这一笔，他答不上来。
他没有答。崔玉兰站了一会儿，把钥匙收回兜里，拎着那个布兜走了。门是她自己带上的，很轻。
越轻，越压人。
当天晚上严铁鹰又来了一趟。
“崔玉兰下午自己去交代了。”他说，“人已经进去了。”
“江涛呢。”
“一次没露面。公司那边，他上个月就换了人记账。”
范江海坐着，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一个姓崔的会计，五十二，男人瘫在炕上，自己提着布兜去交代。亲兄弟那头呢？一面不露，上个月先把记账的人换了。这一换，是先把自己那只手从账上抽出去。
“记着。”
半个月后，柏向南拿了一份材料进来。
“汉江市委书记乔远山，六十四。”他说，“省里跟他谈过一次。”
“说什么了。”
“他说，他服从。”
范江海把材料翻开。汉江市要换书记，想接的有两个：市长贺文彬，副书记殷开山。
“省里的意思是，从上面派一个人下去兼。”柏向南说，“没有定是谁。”
“还有呢。”
柏向南把话留在半截，看了一眼门。
“贺文彬托人带了句话。”
“说。”
“他说，他手上有两页纸，一个名字。”柏向南说，“只要上面不把汉江交给您，那两页就烂在他抽屉里。”
“他要什么。”
“他要那个位子。他说他在汉江干了六年，从副市长到市长。”
“他还要一句话吧。”
“是。”柏向南说，“他说，只要您说一句您不下去，他就把东西烧了。”
范江海把材料合上，推到桌边。
“不给他。”
“那……”
“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他说，“就报兼。”
柏向南抱着材料，站着没动。
“范省长。”
“说。”
“名字报上去，那一栏就是两个人并着写。”柏向南说，“他手上有两页纸，您手上什么都没有。”
“我手上有东西。”
“什么。”
范江海没答。
这一没答，屋里就没人敢再往下问一句。
柏向南站了一会儿，把材料抱在怀里，退出去，门轻轻带上。
过了半天，他又回来一趟，站在门口，没进来。
“范省长，那两页纸上写的是谁，您不想知道。”
“你知道。”
“我不知道。”柏向南说，“我只知道那两页纸他压了半年，一次没往外拿。压着的东西，是等人问价。”
范江海看着窗子上那道裂纹。
“那就让他压着。”他说，“压到他自己的手先抖。”
这句话说得稳，他的手也稳。他哪儿知道，压纸的人，早晚也有被纸压住的那一天；那些纸一张一张叠上来，比谁的手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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