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岭省汉江市。
“小柏，你把上礼拜那份通知找出来。”
“哪一份。”
“省里开会那一份。”
“范市长，那个会昨天上午散了。”
“我知道散了。”范江海说，“我要会上的名单。”
柏向南没动。他手里还捏着一沓要签的文件。
“名单我抄在本子上了。”他说，“抄的时候没抄全。”
“没抄全的是哪几个。”
“头两排。”
“为什么没抄。”
“头两排坐的人我不认得。”柏向南说，“我只抄了最后头两排，那两排我认得。”
范江海把铅笔搁下。
说白了，本子上记下来的都是认得的人，认得的人才用得上。头两排他不认得——那才是最要紧的。
“你把本子拿来。”
柏向南出去，两分钟后回来，本子摊在桌上，翻到那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字写得小，一行一行往右斜。
范江海用手指从下往上划。划到第四行，停住。
“这一行，是谁记的。”
“我自己另起的。”柏向南说，“头一个是闵怀民同志。”
范江海的手指压在那一行上，压了一会儿。
“他坐哪儿。”
“**台，靠右，第二个位置。”柏向南说，“散会的时候他去茶水间倒水，站了一会儿，没人过去。”
“你过去了。”
“我过去倒了一杯开水。”柏向南说，“他说了一句。”
“哪一句。”
“他说，小伙子，你这个本子记得好。”
范江海把本子推回去。
“你把这一页撕下来。”
柏向南的手在纸上停住。
“撕了记什么。”
“重记。”范江海说，“从第一排记起。”
那份通知是一个礼拜前送来的。他去了，坐在第九排，靠过道，一句话没说。
散会那天回来，他在办公室里坐到半夜。铁皮柜开了一回。三张纸并排摊在桌面上，右边那一张，抬头写着京城。
他看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一支烟没点。看来看去，看的是那个抬头，不是底下的字。
然后他把右边那张抽出来，折成三折，塞进上衣里兜。剩下两张摞在一起，装回柜子，柜门关上，暗锁转了半圈。
第三天一早他拨了三个电话。
头一个打到省里办公厅，问这半年的会谁主持。第二个打给他认得的一个处长，问省里最近谁在跑工业口。第三个打到省委大院的总机，转了两次，转到一个姓贺的秘书那儿。
“贺秘书，汉江的范江海。”
“范市长好。”
“我想跟闵怀民同志汇报一件事。”
那边停了两秒。
“哪一件事。”
“工业口上一件旧事。”范江海说，“电话里说不清。”
“我给您记一下。”贺秘书说，“范市长，您排在前面的还有三位。”
“我等。”
“那您后天上午来。”贺秘书说，“九点，来早了不方便。”
柏向南进来收拾杯子，看见桌上那张摊开的名单。
“范市长，闵怀民退了二线。”
“我知道。”
“他手上没印了。”
“他嘴还在。”
柏向南没再问。他把杯子端出去，门带上。
后天上午九点，他在省委大院西楼的会客室坐着。
闵怀民进来的时候手里端着茶杯，杯盖子没盖严，晃出来一点，滴在桌沿上。他掏出手绢把那一滴擦了。
“汉江的范江海。”
“是我。”
“文件我看了。”闵怀民说，“汉江这两年工业上的数，是好看的。”
“数好看不好看，我不看数。”
“那你看什么。”
“看谁在这儿干活。”范江海说，“数是人干出来的。人是会走的。”
闵怀民把茶杯搁下。
“你是替谁来说这句话。”
“我不替谁。”范江海说，“齐广志同志走了，我手上有一摊事，中间断了。断了得有人接。”
“接的手，你认不认。”
“认。”
“认多快。”
“现在。”范江海说，“今天。”
闵怀民笑了一下，不是那种笑。
“小范，我跟你说个实话。”他说，“来我这儿表态的人，这个月你是第五个。”
“头四个说得比我好。”
“头四个里有两个，上个月还在别人屋里坐着。”
这一句扎进来，扎得不轻。话没点名，可那两个人是谁，屋里两个人都清楚。
范江海把上衣里兜里那张纸掏出来，三折，摊开，推过去。
闵怀民没伸手拿。他只看了一眼，那一行抬头。
“这是给京城的。”
“写的时候没想好给谁。”范江海说，“现在我这儿没有人收。”
闵怀民把那张纸折回去，两折，压在茶杯底下。
“你把它放我这儿，是给我看，还是扔了。”
“随您怎么处置。”范江海说，“您撕了我也不问。”
“我不撕。”闵怀民说，“我搁着。搁着比撕了有用。”
他把杯盖盖上，把茶杯往范江海那边推了推。
“你回去干你的事。”他说，“往后有你说话的时候。”
范江海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
那张纸压在茶杯底下，只露出一个折过的角。
搁着，就是不撒手，也不认账。纸在谁手里，话就在谁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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