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六月，北岭省汉江市。
“京城来了个电话。”
柏向南把一张电话记录搁在桌角，没推过来。
“谁打的。”
“值班室老周接的，对方没报名字。”柏向南说，“一共两句。”
“念。”
“头一句，老齐问你一句话。第二句，汉江有一个人，写了十九年。”
范江海把纸拿过来。两行铅笔字，写得很小，第二行后头点了一个点。
就这么两句话，没头没尾。可范江海心里头透亮：头一句是问，第二句是答——汉江有人拿笔杆子顶了十九年，一直顶到现在。
“十九年。”
“是。”
“写信的人，汉江有多少。”
“写市里省里的不少。”柏向南说，“写到京城去的，少。”
“去查。”
“查哪一头。”
“两头都查。”范江海说，“先把写到京城去的那个人找出来。”
“老周问那边要不要回话。”柏向南说，“那边说不用。”
“不用”两个字最重。人家不要回话，就是要他自个儿去把话找回来。
两天后严铁鹰来了。他站在桌子那头，没坐。
“哥，写到京城的有两个。”
“念。”
“头一个，机械厂二车间乔广德，他的信走省里。”
“第二个。”
“温广林，六十四，东岗的，在井队库房看门。”严铁鹰说，“一年一封，一封三页，抄的是一九七三年的一张调度记录。”
“信呢。”
“退回来了，退到油田信访，压着。”严铁鹰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我把信封抄下来了。”
纸上两行字：京城石油系统齐广志同志收。东岗温广林寄。
“邮戳五月二十一号。”严铁鹰说。
范江海看着那两行字。五月十四那天他在三号区看井，晚上把四张挂号回执压在台历底下。五月二十一号，这个人把信寄进了京城。
前后差七天。他在这儿压着别人的回执，有人在邮局把信寄了出去。
“他抄的东西，原件在哪儿。”
“八五年档案室搬过一回家，找不着了。”严铁鹰说，“他手里的是抄件。”
“抄了几份。”
“不知道。”
“他信上写的什么。”
“信我看过。”严铁鹰说，“头一页抄的是那张调度记录，第二页写着当年死的两个人的名字，第三页只有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他等一张纸，等了十九年。”
一张纸，等了十九年——这话听着轻，搁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辈子的大半截。
“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见过。”严铁鹰说，“三年前并队，他来求过一回，替他儿子的临时工说话。他从八点站在走廊里，站到十一点。”
“你怎么说的。”
“我没接。”严铁鹰说，“哥，他那双鞋是补的。”
补的鞋。这三个字比一摞材料还实在：一双补了又补的鞋，站了三个钟头，最后没人接。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东岗。
库房在井队最北边，一间平房，门口搁着两条长凳。温广林坐在凳上补胶鞋，两只手上全是黑胶。
“温师傅。”
“范市长。”他把胶鞋搁下，站了一半，又坐回去，“我这条腿不行。”
“你认得我。”
“远远看过两回。”他说，“头一回在前年，井队门口。您下车看了一圈，上车走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
“知道。”温广林说，“我那封信，寄对了地方。”
“你写了十九年。”
“一年一封，前四年没寄。”他说，“那四年我儿子还小，我怕。”
“什么时候寄。”
“冬天。出事也在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温广林说，“头几年我不识几个字，是照着原件一笔一笔描的，描了半个月。”
写字这件事，对别人是顺手，对他是一笔一笔往回抠命。描半个月，出来的每个字都硌手。
里屋有人咳嗽，咳了一阵，停下去。温广林回头看了一眼门帘。
“她这个月咳得厉害。”他说，“她跟我说，别写了，写不出米来。”
写不出米来。这五个字，是一个病人把日子算到了根上：笔杆子磨秃了，锅还是空的。
范江海站着，没坐。
“东西呢。”
温广林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个铁盒，盒上原先印的是饼干，漆掉得只剩半边。他把盒子搁在凳上，掀开盖。
里头是一捆纸，用麻绳捆着，捆得方方正正。
“一年一张，盒子里十八张。”他说，“今年这张在我贴身兜里，合着是十九张。纸是我从供销社买的，一毛四一张。”
一毛四一张，一年一张。十九张纸，统共两块六毛六。可他拿它当了十九年的天。
“寄出去的几张。”
“四张。三张没回音，一张退回来了。”
他把最上头那张抽出来，摊在凳上。纸黄了，边上磨毛，字是他自己写的，一格一格。第三行末尾有一个名字。
齐广志。
名字后头有一个铅笔画的圈，画得很重，破了纸。
圈压破了纸。那不是画上去的，那是拿指头一下一下碾出来的，碾了十九年。
“这是他定的井位，我照抄的。”温广林说，“出事那天，死的两个人里头有一个是我徒弟，十九岁。处分下来，写的是我违章作业。”
盒子底下压着一张照片，一寸的，边上剪过。上头一个小伙子，穿工装，站在井架前头，笑得露出牙。
“这是我徒弟。”温广林说，“就这一张。”
他把照片拿起来，用袖子擦了一下，又放回去。
那一下擦得极慢。擦的哪是相纸，是十九岁那张脸。
“那年老齐到工棚里来过一趟。”他说，“他站在我床边说了一句，说这个事他记着。后来他升了，再没来过。”
“你想要什么。”
“我不要钱。”他说，“我要一张纸，上头写清那年的井位不是我定的。”
“就这一样。”
“就这一样。”温广林说，“二十年了。要不是为这个，我早不写了。”
范江海看着那捆纸。
麻绳勒出来的印子，一道一道，跟人身上勒出来的病一样，年长了不显，可它在。
“你儿子在哪儿。”
“运输队，临时工，干四年了。”温广林说，“他媳妇去年进门。进门那天她问过一句，问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一个刚进门的媳妇，问的是公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这话问得不重，答起来要命。
“我回去看看。”
出了东岗，太阳还高。范江海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平房。
他哪儿知道，这张一毛四的纸，后头要牵出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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