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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他叫了一声哥

《荒原之上1979》 彩虹小鹿踏青谣/著, 本章共2186字, 更新于: 2026-10-25 23:18

六月十六,上午。邱庆山来了。

他四十二,穿一件洗白的制服褂子,袖口磨破一个口,头发梳过。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站在桌子对面,没坐。

邱庆山一九七二年进的公安处。一九七六年冬天涝洼那个案子,他在冰上蹲了三个晚上,冻坏两个脚趾,现在走路还有点歪。一九八二年他手上的人从车窗跳下去跑了,责任他一个人担了,那年没提级。他老婆在农场卫生所,两个孩子,一个十四,一个九岁。他的名字在名单上待了六个月,是腊月报的。

“范局长。”

“坐。”

“不坐。”

“你是邱庆山。”

“是。”

“你说。”

邱庆山把信封拆开,先抽出一张纸。调动申请表,上头盖了六个章,最后一个章是下个月的日期。他把纸搁在桌角,又抽出四张照片,一寸的,摆成一排。

“照相馆一版洗四张。”他说,“工作证要三张。我上礼拜去照的。”

他把头三张收起来,夹回信封里。剩下一张,往前推了一寸。

“这一张我留着也没用了。”

范江海看着那张照片。上头的人穿着这件褂子。照片的边剪得不齐,是用剪刀铰的。

干了十六年的人,把照片铰成这样摆到桌上——这不是来讨说法的,是来交人的。

“我家从农场搬出来两个月了。”邱庆山说,“房退了,家具搁在我姐家院里,上头盖的塑料布。一家四口住招待所一间。我儿子今年考学校,晚上在招待所那张桌上写作业,写完了把本子塞在枕头底下。”

“你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邱庆山说,“我就问一句,为什么。”

“换了。”

“换的是谁。”

范江海没说。

这三个字他说不出口。这一辈子说过多少硬话,就这一回,连个名都报不出来。

邱庆山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他把那张照片又往前推了一寸。

“范局长,这张给你留着。”他说,“你哪天想起我了,看一眼。”

他转身走了。门带上的时候很轻。

那一声轻,比摔门还重。

范江海把照片拿起来。他拉开抽屉。抽屉最里头是一个信封,边角磨白了,底下压着一张作业本纸和半截铅笔。他把照片放在那两样东西上头,摆平,抽屉推回去,钥匙转了半圈。

六月十八,夜里。家里的灯亮着。

王秀芹在桌边算账,铅笔削得很短。账本翻开在当中一页,这一页上没有数目,只有几行字。她写字有个习惯,写错了不涂,用铅笔在旁边画一个小圈,圈里点一个点,表示重写过。

“农场白天来人了。”

“谁。”

“郝有德。”她说,“他现在管库。他带了一张出库单的抄件,六行,让我转给你。”

“他抄的。”

“他用钢笔抄的,抄两遍。”王秀芹说,“他说库里那个本子上也记了一份。”

“他记就记。”

“他今年五十八。你把他挪到农场,他一个月少十一块五。”王秀芹说,“他一句没骂你。他就是记。”

范江海没说话。

“农场那栋楼停了,有人来问我什么时候复工。”她说,“我说我不知道。那家有个老太太,八十一,去年冬天咳得最厉害的时候说,等楼盖起来就好了。”

她把铅笔搁下,笔尖朝着灯。

“你要提的那个人,家里有谁。”

“没有人。”范江海说,“他爹娘早没了,没老婆,没孩子。”

“一个人。”

“一个人。”

“那你给他的东西,他要拿命还。”王秀芹说,“这本账前头都是钱。这一笔不是钱。”

说白了,钱还得清,命还不了。你收的不是一个干部,是一条肯替他去死的命。

“这一笔我自己记。”

“你记的跟我记的不一样。”她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写完了合上。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日期。”

六月十九,夜里九点多,门响了。

严铁鹰进来。白衬衫,新的,领子还硬。手里一个牛皮纸袋。

这半年他在宁川西街租了一间屋,月租八块。屋里一张板床,一个煤炉,一个装衣服的木箱。他每天出门两趟,回来就在本子上写字。所里的人背地里说他停职停出病来了。

“范局长。”

“坐。”

他坐下了。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挺着。

“宁川那边我停了半年。”他说,“半年我没闲着。”

“你干了什么。”

严铁鹰把纸袋推过来。范江海打开,里头是一个学生用的本子。十七页,一页一行到两行,每一行是一个名字、一个单位、一句原话、一个日期。

他翻了三页。第四页上有一行,名字是单守业,后头空着。

范江海看了很久。

“他的话你没记。”

“那句话不是他在宁川说的。”

“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听的。”

范江海把本子合上,搁在桌子上。

“你要什么。”

“我不要钱。”

“我问你要什么。”

严铁鹰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放在桌上。停职通知,折过四道,折口起了毛。

“这张纸我兜里装了七个月。”他说。

七个月,一张纸贴身揣着,折口全磨起了毛。他心里头那口气,全在这张纸上。

范江海看着那张纸。

“明天上午你到市局报到。”他说,“名单上有你。”

严铁鹰没动。

“你听清楚。”范江海说,“市局三个名额,头一个本来是别人的。”

“谁的。”

“邱庆山。”

严铁鹰想了一会儿。

“一九八四年那个案子,我跟他一起蹲过两个晚上。”他说,“他不爱说话。他蹲在雪地里,脚上穿的是棉鞋,一晚上起来三回跺脚,怕睡着了。”

“嗯。”

“他家搬了没有。”

“搬了。”范江海说,“还得搬回去。”

严铁鹰的手在膝盖上握了一下,又松开。

“范局长,这位子我坐。”

“你坐。”

“他的事我记着。”

“你记你的。”范江海说,“别记他的。”

严铁鹰站起来。他绕过桌角,走到桌子这一边。他把桌上那张停职通知拿起来,两只手捏住,撕了。撕得很慢,撕成四块,一块一块码在桌角上。

“范局长。”

“嗯。”

“往后我不叫你范局长。”

范江海抬起头。

严铁鹰往后退了半步。膝盖落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轻。

“哥。”

门没关。楼道里的灯灭了一层。桌上那四块纸码在一起,最上头那一块上,印着一个日期。

这一声“哥”,他应了。他哪儿知道,往后二十二年,这个人一直站在他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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