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北岭省汉江市石油管理局。
窗外日头正毒,屋里那台电扇转得咯吱响,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市局要三个人。”柏向南把一张纸搁在桌上,“名单昨天下午报上去了。”
范江海没动。
“三个都是油田公安处的。头一个姓邱,四十二,侦查员。”
“严铁鹰呢。”
柏向南的笔停了一下。
这一停,范江海心里头就透了亮——名单上没有。
“他不在名单上。”他说,“他还在宁川。去年十一月停的职。”
“停到哪天。”
“没写哪天。”柏向南说,“一个月发三十二块生活费,从所里领。他上个月来过一趟,在门房坐了两个钟头,没上来。”
“留话没有。”
“没有。”柏向南说,“走的时候把烟头搁在窗台上,搁得很齐。”
烟头搁得齐——这个人心里的话,全在那三个烟头里,一个字的怨气都不往外漏。
严铁鹰今年三十六。他十九岁进公安,先在宁川西街那个所当民警,后来当副所长。那个所归油田公安处管,人是企业的人。
一九八六年冬天,他带人抄了县城东头一个开了半年的场子,抄出来的人里头有三个是干部的儿子。那年腊月他提的副所长。去年十一月他停的职,停职的理由写在纸上只有一行:执行任务中方法不当。
说白了,这七个字是给外人看的。所里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一辆车拦在路当中,让车里的人下来,在路边站了半个钟头。
抄场子得罪人,提副所长;拦车,停职。一笔一笔,都对得上。
范江海把那张纸拿起来。三行名字,写得密。他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
“市局谁管这一摊。”
“卫副局长。”柏向南说,“五个人,他说了算三个。”
“约他。”
“约哪儿。”
“他那儿不去,我这儿不合适。”范江海说,“外头,中午。”
“什么由头。”
“说盖楼的事。”
六月十三,中午。市里一家食堂的二楼,靠里一间小屋,窗子开着。
卫副局长先到的。他吃得不快,筷子搁在碗沿上。
“你们那栋楼,图纸我们看了。”他说,“楼是好楼。”
“料也是好料。”范江海说。
“范局长,你约我,不是为了楼。”
范江海把一张折好的纸推过去。纸上四行字,是他自己写的。
卫副局长看了很久。他把纸折回去,压在碗底下。
“砖六十万块,水泥八百吨,木料四车。”他说,“下礼拜一进场?”
“进场。”
“农场那栋楼呢。”
“停一停。”范江海说,“给农场职工盖的,先停一停。”
农场那栋宿舍楼是一九八七年秋天动土的。楼基打完了,砌到二层。砖、水泥、木料从四月起进场,堆在农场东边那片空地上,上头盖着苇席。
等着搬进去的二十几户,去年上冻以前把老屋的墙拆了半边,砖码在自家院里,说等新楼下来就砌院墙。
砖没等来,院墙也没砌。
那半边墙就那么塌着,一冬天一春天,风从豁口里往里灌。这些人家夜里睡觉,头顶上连片挡风的都没有。
卫副局长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名单上三个人,七月一号以前改不了。”
“改得了。”
“这个位子不是我的。”卫副局长说,“是局里定了的,会上过的。”
“会上过的也能再上一回。”
“再上一回,得有个说法。”
“说法我出。”范江海说,“你们那个车库,去年塌了一角。今年不修,明年还塌。”
卫副局长把碗放下。
“二十个家属户口。”他说,“我们不求大,就二十个。办事员的,司机的,还有一个食堂的。”
“给。”
“那姓邱的怎么办。”卫副局长说,“他干了十六年。他那个名次是去年腊月就报上去的。”
“名次你压。”范江海说,“人我要。”
“他有家。”
“我知道。”
“他前两天来过我这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发调令。”卫副局长说,“我说快了。”
范江海没接。
他也没法接。这话说出口,就等于认下了一份亏欠——可他要的人,本来就不是姓邱的那个。
“行。”卫副局长说,“人我收。哪天他出事,我只认名单,不认你。”
“行。”
“严铁鹰停职那张纸呢。”
“那张纸是我们局出的。”范江海说,“我抽回来。”
卫副局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
“范局长,你要的不是一个人。”
“你说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
范江海站起来。走到门口,卫副局长在后头说了一句。
“农场那栋楼停了,二十几户人往哪儿去。”
范江海把门带上,没答。
门一关,那些砖、那些拆了半边墙的老屋、那些在豁口里睡觉的人家,全都被关在身后了。他这一步迈出去,是往前走,也是往深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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