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号早上五点四十,于师傅把车停在楼下。
木箱一只,帆布包一个,报纸包一个。木箱绑在车顶,帆布包搁在后排。报纸包他抱在怀里。
王秀芹送到楼下,手上还端着那个铁盒。
“这个也带着。”
“家里搁着。”
“家里没地方搁。”她说,“你上省城,家里就我一个人。夜里有动静,我得起来看。”
话说得轻,分量重:夜里有动静,得她自己起来拿主意。
范江海把铁盒接过来,放在脚边。她把账本塞进帆布包的外兜,那张明信片就夹在账本里头,露出半个角。
儿子站在楼梯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头发翘着。
“爸。”
“嗯。”
“你还回来不回来。”
“回来。”
这两个字答得快。快,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敢往深里想。
车出县城的时候天刚亮。路两边是麦地,麦子还没起身。走了四十里,于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他一眼。
“范书记,您眯一会儿。”
“你开你的。”
三百二十里。过了晌午进的省城。
这地方他不熟。街上的人走得快,说话也快,问路的口气像是催人。他坐在车里,两只手抱着报纸包,看窗外一块一块牌子往后退。
街上的车比宁川多。自行车流成一条河,红灯亮了,河就停在白线后头。喇叭声响成一片,谁也不让谁。
于师傅把车速放下来。
“往哪儿走。”
“石油管理局。”
“哪个门。”
范江海把报到通知掏出来看了一遍,上头地址写了两行。
“先找。找不着就问。”
问了两个人,第三个是扫街的老头,抬手指了指。
“前头,红牌子,一拐就是。”
八点四十,车停在大门外。
铁栅栏门,门柱上挂一块木牌。门房挨着门柱,一间小屋,窗户上钉着纱。里头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人,面前一本横格登记簿,手里一支铅笔。
范江海下车走过去。
“同志,报到的。”
“本子上写个名。”
他把登记簿转过来。上头一格一格:姓名、单位、事由、时间。他拿起那支铅笔,写了三个字:范江海。事由那一格写:报到。
值班的看了一眼。
“报到?哪个单位。”
“就这儿。”
值班的抬起头,从上到下看了他一遍。
“你找谁。”
“找办公室。”
“办公室在二楼。”值班的说,“你有事,我给你摇个电话。”
他摇了一回,等了一会儿。
“楼上没人接。”
“再摇。”
又摇了一回,这回通了。值班的对着话筒说了几句,声音压得低。放下话筒,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这一擦手,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这是话不好往外说的人才有的动作。
“楼上说,没接到通知。”
“你把名字报上去。”
“报了。”
“你再报一遍。”
值班的看了他一眼,又摇。这回话筒里响得长,响完了,对面说了两句,挂了。
“说让等。”
“等着。”
范江海退到门房外头。台阶上摆着一条长凳,他坐下。报纸包搁在膝头上,两只手按着。
他这辈子在门口等过不少回。小时候在生产队门口等他爹,后来在油田招待所门口等唐铁山。今天等的只是一句话。
前两回等的是人。这一回,等的是人家肯不肯认他这个人。
八点五十,上班的人多起来。自行车从大门口涌进去,一片铃铛响。有人进院子的时候往门房窗口探一下头,进去了,没有人问他。
九点十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的出来拿信。她隔着窗户看了一眼台阶上的人,问了句什么。值班的说:找办公室的。她把信抱紧,进楼去了。
九点四十,一辆黑色小车进院,在楼门口停住。下来一个人,五十来岁,中山装,手里一个公文包。他从车头绕过来,站住,往台阶这边看了一眼,转身进了楼。
那一眼不短。范江海站起来了,又坐下。
他心里头透亮:人家看见他了,也认出来了,就是不肯先开这个口。
十点,日头高了,台阶上的水泥发烫。他走到窗口。
“楼上又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电话你能不能再打。”
“同志。”值班的说,“我就是个看门的。”
一句“我就是个看门的”,是实话,也是整栋楼的意思。
于师傅在车里坐不住,下来了,站在车门边上抽烟。
“范书记,要不咱回去。”
“不回。”
“我拉了您八年,没见过这阵势。”
“你去把油加满。”
“加满干什么。”
“加满。”
于师傅把烟头摁在脚底下,上车走了。
加满油,就是不打算走。老于听得懂。
十二点,范江海回身进了斜对过那条胡同。一个面摊,两张矮桌,几条板凳。他要了一碗面,八分钱,多要了一勺醋。
面端上来他吃了半碗,剩下的搁下。他把钱数出来,压住碗边。
咽不下去。肚里空着,胸口更堵。
回来的路上,他站在马路牙子上看了一会儿那栋楼。四层,灰墙,窗户一扇一扇排着,玻璃反光。二层最东头那扇窗开着,里头有人走动。
下午一点半,他又走到门房窗口。
登记簿摊在窗台上,被风掀起一页。他伸手压住,往前翻了两页。
昨天那一页上,八点二十那一格,写着三个字:范江海。后头那一格写着“石油局”。再后头那一格空了。
那三个字被划了两道。铅笔,划得很轻。
划得轻,最难堪。划得重,是跟你翻脸;划得轻,是压根儿没把你当回事。
范江海把本子推回窗口。
“这一行谁写的。”
值班的伸头看了看。
“昨天的不是我值班。”
“昨天谁。”
“老马。”值班的说,“他今天歇。”
“他什么时候来。”
“明天早上。”
范江海看着那两道铅笔印。划得轻,笔画没把字压坏,三个字还认得出来。
他把报到通知掏出来,摊在膝盖上。纸上一共四行字。最下头那一格,本来是留给接收单位签字的。
那一格是空的。
铁栅栏门里,二层那扇窗后头有人影晃了一下,又没了。
五点差十分,楼里下班的人开始往外走。人一批一批从他面前过去,有说有笑,谁也没停。
六点,院子里静下来,只剩门房一盏灯。
值班的提着水壶出来换水,从长凳前过去,走了两步,回头。
“同志,你到底是找谁。”
范江海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内兜。
“找接我的。”
他哪儿知道,这一天的等还不算最长的。前头这些,跟往后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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