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一。”康平说，“有个儿子，十九了，在城里学修车，手上一层机油洗不净。”
“他知道不知道。”
“知道一个名。”康平说，“今年回去我跟他说，说全。他记着就记着。”
“说全了，他就得背着。”
“背。”康平说，“我爹那本记了一千零几十条，一条自己的事没有。我不能让后头的人连他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他从兜里摸出半盒烟，抽出一支，捏在指头当间，没点。接见室里不让点烟，他知道。
“他抽烟。”他说，“旱烟，一杆铜锅的，杆上让他咬出一排牙印。写字的时候他不抽，他把烟搁在窗台上，一支烟能搁一下午。”
范江海想起1964年冬天，碱滩上那个泥浆池。泥没到胸口，他光着脊梁在里头捞东西，上来的时候身上挂着一层泥。
那一年他身上挂的是泥，洗得掉。
“你在里头写字。”康平说。
“写。”
“写本子？”
“写。”范江海说，“纸一天两张，多了不给。”
“署不署名。”
“不署。”
“不署名你写给谁看。”
“写给还没上手的人看。”他说，“上了手的，看了也不认。”
康平把这句话在嘴里过了一遍，没说出来。他把那支没点的烟从盒里又摸出来，捏了捏，塞回去。
这句话他咽下去了。说白了，一个名搁在纸上，认得的人是提醒；不认得的，看一眼就过去了。他爹那条命，就落在这“认得”两个字上。
“北坡那口井，我出正月去了一趟。”康平说，“井封了，井台上没人，前头那块碑还立着，正面一个字没有。碑底下我压了两块石头。”
“压石头做什么。”
“风大。”他说，“碑底下垫的砖不平，一刮就晃。”
墙上的钟走到二十九分，值班的拿一根小棍在玻璃上敲了两下。
“到点了。”
康平把烟塞回盒里，盒子捏扁了一点。他站起来，把椅子往里推了半步，推得齐。
“我走了。”
“路上慢。”
“三个钟头的车。”他说，“不晚。”
他走到门口，手按在门框上。门框上掉漆的那一块还在，露着木头。他停住，背对着屋里。
值班的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范江海。
“还有一句。”康平说。
“说吧。”
“本子搁在我爹那口木箱里，搁在炕头。”他说，“头一页是空的，那道铅笔压出来的印子还在，闭着眼都摸得出来。”
“在。”
“空着不好看。”康平说，“我在那头一页上写了两个字。”
范江海没问。
停了一下。康平的手还压在门框上，指节那儿白了一道。
“你认得。”他说。
他推门出去。门在他身后合上，合了两回才合严。
这两个字他没问出口。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他不用问，那两个字是谁落的笔，他一听就明白。
接见室里剩下他一个人。话筒搁在桌上，那头已经断了，里头只剩一层很轻的电流声。
玻璃上他那半边起了一层雾，散得慢。散到最后，剩下两个手掌印，五指分开，按得很实，跟玻璃上那些横一道竖一道的旧印子对不上。
对不上是对的。这十年的印子是问出来的，这两个是搁上去的。
外头院子里在化雪，墙根底下还剩一条白的。几百里外的宁川也在化雪，井台上也在化。那口井前头那块碑垫上了两块石头，风再大也不晃了。
那本本子搁在一个木箱里，搁在炕头上。头一页上有两个字，写得不深，写完把铅笔搁下了。
他没问。
有的话不用问。问出来，怕连那两个字也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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