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京郊，监区。
“哪个康小满。”
“宁川的。”
“说全。”
“康小满。宁川涝洼村。二〇一三年没的。”
司马昭手里那支笔还捏着，笔尖离纸一指高，没落下去。
“十年了。”他说，“头一回你说出一个名。”
“你问的是有什么想说的。”
“我问的是你还想说什么。”司马昭说，“你答的是个名。”
“名也是话。”
“名后头才是话。”司马昭把笔搁下，笔身横着，压在那行日子上，“这一句我不记。”
“为什么不记。”
“这一句不是答我的。”他说，“十年我问你，你答没有，我照着记。今天你答一个名。这个名你要给的是别人。”
“你倒明白。”
“我记了十年账。”司马昭说，“别人的账我不记。”
十年了，他的嘴一直跟铁门一样，一个字也撬不开。今天开了一条缝，先漏出来的却是一个死人的名字——这名字在他心里头压了多少年，他自己心里头门儿清。
司马昭把本子往自己那边挪了半寸，两只手压在封皮上。本子是他带来的，黑皮，角上磨白了。
范江海认得封皮上那道印子，像刀背划过去留下的。上回他在这本子上签过一回名，铅笔是小半截，签完笔头朝里搁着。
“你叫住我，是要一件事。”
“我说了名。”
“名不算事。”司马昭说，“你要什么。”
“你先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先应。”
司马昭往后靠，椅子腿在水泥地上磨出半寸。
“你这个人一辈子这么办事。”他说，“先要一句应承，后头才说正事。”
“先说正事，你就得先算。”
“算什么。”
“算划不划算。”范江海说，“你算完了再答我，答的是你的账。”
“你要一张空头。”
“我不要空头。”他说，“我只要你先别算。”
这一句正戳在司马昭的心口上。他一辈子办事，头一件事就是掂量——掂量出个轻重，才肯开口。这会儿有人叫他先别掂量。
司马昭没答。他把桌上那杯水端起来，端到嘴边，没喝，又搁回去。杯子搁歪了半圈，杯底那道干印子跟原来的印子错开了。
“我不应我看不见的东西。”
“你看得见。”
“在哪儿。”
“在我这儿。”范江海说，“你要它，先信我一回。”
屋里没人说话。暖气片里的水走了一阵，走过去，又走回来。
窗帘拉着，只留了一指宽的缝。缝外头是院子。院子里的雪没人扫，平平的一层，上头有几个脚印，从楼门一直排到铁丝网底下，排到那儿就断了。
“那年你为什么不说。”司马昭问。
“哪一年。”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头一回谈话。”
“头一回我还在想我自己。”
“后头九年。”
“后头九年我在算。”
“算什么。”
“算他值多少。”范江海说，“算来算去，都是我值多少。”
司马昭把本子翻开，翻到今年那一页。
“今天你不算了。”
“今天你不记了。”
两个人都不说。司马昭先开口。
“他在门口站了三天。”
“三天。”
“登记单上找谁那一栏，他一个名也没写出来。”司马昭说，“门卫把单子团了，扔纸箱里。”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年冬天。有人跟我说，宁川有个老头来过，站了三天，没进去。”
“那三天你走哪个门。”
“侧门。”
“侧门到车库多少步。”
“没数过。”
“你数。”司马昭说，“不数的人记不住这个。”
范江海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三十六步。”他说。
这三十六步他自己也没数过。可步数长在他脚底下——路他能一步一步数出来，账他一笔也不敢碰。
司马昭看着他。
“他在正门口站着。”他说，“你从侧门走，三十六步上车。”
“是。”
“他那三天，脚底下搁着什么。”
“一个布口袋。”
“什么样的。”
“粗布的，口上系两道绳。”范江海说，“他儿子说的。”
粗布口袋的绳头烧过，结了两个硬疙瘩。口袋里是一件换洗衣裳，两个窝头，一个塑料袋，一双布鞋。
布鞋是他媳妇纳的，底子一层一层，一针一针。他上京城那天装在袋子里，一回也没拿出来。
范江海没见过那个口袋。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从宁川上来，走到他脚边，他一件也没有伸手接。
一样也没接。到头来，他这一天答出来的，就只有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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