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京郊,监区。
“第二回了。”范江海说。
“第二回。”司马昭把包搁在腿上,“上回我说我不是来审你的,你回我一句,说我是来记账的。”
“我说过。”
“你记性比我好。”司马昭说,“今天我把账带来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搁在桌上,往那边推了半尺。本子不大,黑皮,四个角磨得发白,皮面上横着一道印子,像刀背划过去留下的。
范江海没伸手。
“我不看。”
“你看。”
“我不看别人的账。”
“这不是别人的。”司马昭说,“这是你的,也是我的。”
桌上搁着一杯水,是他进门以前倒的。这会儿杯口不冒气了,水面上落了一星灰,杯底边上有一圈印子,干了半边,另半边还是湿的。
范江海把本子拿过来,翻开。
一页一年,一年一行。头一行是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后头四个字:第一次谈话。再往后一个数:三。
往下看,二〇一三年底下三行,二〇一四年十一行,再往后每一年都满着。有一行后头写着半天,有一行后头写着两个钟头。
“这上头不是钱。”他说。
“不是钱。”司马昭说,“是日子。”
“你记日子。”
“我记日子。”
他翻着这本子,心里头咯噔一下。这十来年他当自己是个没人管的犯人,一天一天混日子;原来那头有一个人,一笔一笔记着他的日子,一天都没落下。
范江海翻回前头去。本子头一页上贴着一片纸,剪的,四边剪得齐齐的,比本子窄一指。纸上的字不大,六行,末尾半行让剪子带掉了。
他看了一眼,把手挪开,翻过去。
“头一页贴的东西。”司马昭说。
“看见了。”
“看清了。”
“看清了。”
“你念一遍。”
“不念。”
司马昭没催。他把两只手搁在桌沿上等着。屋里没有别的声音,暖气片里的水在走,走得比人响。
“你不念我也说。”他说,“那一片是我剪的。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我在火车站旁边的报亭买了一份报,剪下来拿浆糊贴上。贴的时候裁歪了半寸,我又揭下来重贴,揭的时候破了一个角。”
“破了还留着。”
“留着。”司马昭说,“破的那一角是我手抖。”
他把本子往回翻了一页,指头点在剪报底下。
“上头只有一个姓。”他说,“底下这一行,是我自己写的。”
范江海低头看。剪报底下有一行铅笔字,很小,三个字,写得很正。
“你的名是我写的。”司马昭说,“写的那天,我还不认得你。”
这一句话砸下来,屋子里就静了。说白了,他这辈子的名,从1964年那个临时工的名单起,全是别人写的——头一个写他名的,竟是后来查他十年的这个人。
“你往后看。”司马昭说。
范江海往后翻。
每一年末一行都是一样的字。二〇一三年末一行:问,有何说。答,没有。二〇一四年一样,二〇一五年一样,一直排到去年,字一样,笔画一样。
“十行。”
“十年十行。”司马昭说,“你答了十年没有。”
“前三年我也答没有。”
“前三年你答得慢。”司马昭说,“头一回问完,隔了四十七秒你才答。”
“你连秒都记。”
“秒记不住。”司马昭说,“那一回我数了。”
十行字,一个字也没变。他这十年没松过一句口,人家也没松过一天笔。
范江海把本子合了一下,又翻开。
“严铁鹰在里头吗。”
“在。”
“哪一行。”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司马昭说,“他来了,坐了两个钟头,说的全是他自己的事。他说他是照规矩办的。”
“照规矩办。”
“他是这么说的。”
“你记了。”
“我记了。”司马昭说,“我记的是他说的这一句。这一句是谁说的,日子一长,看的人自己认。”
范江海翻到那一行看。那一行后头没划线,没圈,没折角,就是一行字,跟别的行一样长。
他把本子推回去半寸。
“这一行你留着。”
“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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