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一月，宁川县。
门没敲，柏向南自己推开的。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条。
“范书记，省城来的电话。”
“念。”
“沈老，没了。”
范江海手里的钢笔停在纸上。那个字写了一半，一道横压在纸面，慢慢洇开一圈。
那一道横洇开了。范江海盯着那圈墨，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人这一辈子，末了也就停在半个字上。
“什么时辰。”
“昨天下午三点。”柏向南说，“电话先打到家里，秀芹嫂子接的。她说，让打这边。”
“县里今天的事，你代。”
“市里那个会呢。”
“不去了。”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轻。会还有下回，人没有下回了。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他从门后那颗锈钉子上摘下大衣。
“叫于师傅，加满油。”
“是。”
“路上我不停。”
“路上我不停”，把这五个钟头压成了一条直线。
三百二十里，走了五个钟头。
出城四十里，天上落雪，斜着抽在挡风玻璃上。于师傅两只手按在方向盘上，肩膀往前缩。
“范书记，雪大，慢点吧。”
“你开。”
下午四点进省城。他下了车，怀里抱着一个报纸包，两只手托着底下。
那个院子的门是铁的，虚掩着。院里东边一间小屋亮着灯，屋里坐着一个记账的，五十上下，面前摊着一本横格账簿。
“同志，哪儿的。”
“宁川。”
“宁川来的，晚了。”那人说，“昨天下午三点走的，今儿上午出的。你早到一天，还能在礼堂站一站。”
早到一天——就差这一天。范江海站在小屋里，怀里那个报纸包往下沉了沉。
“花圈呢。”
“昨儿后晌全撤了。礼堂今天上午借给别的会，椅子都摞起来了。”
“挽联放在哪儿。”
那人从眼镜上头看了他一眼。
“收在礼堂后头那间库房，今儿下午车拉走了。同志，是单位的，还是私人的。”
“私人的。”
“私人的我这儿不记。”那人说，“记了十八笔，都是单位落款。”
十八笔，全是单位的落款。范江海心里头透亮：到了这一步，账上认的是单位，私人这份交情，连个落笔的地方都没有。
“不用记。”范江海说，“我问一句，走的时候，身边有人没有。”
“有两个。一个五十来岁，一个年轻的，二十出头。那个年轻的从早守到晚。”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礼堂锁了，西边那排平房。”那人说，“往后头绕，窗户上那块报纸撕了半张。别推门。”
礼堂一把挂锁，锁鼻子上还缠着红绸子。窗户上糊着报纸，左下角撕了半张。
他站到窗根底下，往里看。排椅一排一排全摞起来了，摞得高。靠北墙根有个木头台子，台子上什么都没有，只剩一块黑布搭在台边上，搭了半边。
他把脸贴在玻璃上，站了三分钟。
后来他退两步，在墙根站着。他把报纸包搁在窗台上，解开绳子。
白布，五尺，剪的时候那头没剪齐。墨是他自己磨的，用的是他自己那支笔，笔头散了，他泡了半天才泡开。字是他自己写的。
风从平房后头过来，把白布的一头掀起来，又落下去。
上联：1964年，是您说我可用。
下联：一九八七年，是我没赶上送。
他低头看了一会儿。他把布对折，四折，塞回报纸，绳子缠两道，打个活结。
他没把它送进去。
这两行字挂上去也没人看——礼堂锁着，台子空了，底下的人都不在了。
窗台上的雪化了一块，剩一圈湿印子。
他从平房后头绕回院子，一个老头站在礼堂门口，六十来岁，头发掉了一半，两只手插在袖筒里。
“贺同志。”
老贺抬起脸。
“你也是来晚的。”
“我昨天在这儿。”
“我昨天也在。”老贺说，“今儿早上出的，我跟着走了二里地。”
“您进去了吗。”
“进去了。”老贺说，“我排在后头，第三十来个。进去鞠了三个躬。”
跟了二里地，挤进去鞠三个躬。范江海站着，喉咙里像堵了东西——十四年没见上面，人走了，好歹送出去二里地。
“您鞠完躬，看见什么了。”
“左边挂着一副挽联。”老贺说，“白的。上头有五个字。”
“哪五个字。”
“我想不起来了。”老贺说，“写得长的我都记不住。”
他把手从袖筒里拿出来，呵一口气，搓了搓。
“你那副，送了没有。”
“没有。”
“挂不上了。”老贺说，“底下的账都结了。你留着吧。”
“留着干什么。”
“我不知道。”老贺说，“我那张纸也留着，上头写了十四年，一年一行。最后一行的日子，我今儿才填上。”
十四年，一年一行，最后一行是今天才填上的。范江海听着，心里头门儿清：老贺那张纸，是拿日子换的。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大门口，站住，回头。
“对了。刚才有个年轻人在里头转了两圈，找你。他说他在医院四楼见过你。”
铁门还虚掩着。雪落上去，一会儿就盖住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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