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名分。”
徐莉莉站在办公桌对面，身上还穿着戏服外头那件黑棉袄。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角，没推过来。
“今天上午十点以前。”她说，“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让这封信进别人家的门。”
“我要名分”这四个字摔在桌上，屋里一下就静了。
范江海把茶缸放下。缸底磕在桌上，响了一声。
“什么名分。”
“你娶我。”
“我家里有人。”
“我知道。”她说，“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你要么把她那个位子让出来给我，要么我自己去要。”
“你自己去要，怎么要。”
“写下来。”她说，“哪天的事，哪一回，在哪儿。我一样一样写下来。我不写你逼我，我就写我自愿。”
这一手最狠。她不冤枉人，她拿自己去垫。为啥？因为一个人把自己豁出去了，对面的人就坐不住了。
范江海看着她。他伸手把那个信封拿起来，捏了一下，薄，里头有纸。
“谁给你出的主意。”
“我不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半。”
“你知道的，比一半多。”
他从抽屉里摸出钥匙，把中间那个抽屉打开。账本底下压着一张浅蓝色的纸片，第四联，头一行写着日期和金额，收件人那一栏空着。
一九八四年四月。她进团十一年，那阵子正闹转正。他去地区开过一趟会，在文教口的走廊上站了半个钟头。一张汇款单，填了一百二，钱在邮局里压了三天。后来他把单子从窗口要了回来。
单子是要回来了，可这条线，从那天起就没断。
“你翻这个干什么。”她说。
“我看看日子。”
“你别看日子。”徐莉莉说，“日子我比你熟。”
她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掏出一个小盒。盒子是硬纸的，边磨圆了。她打开，里头一枚金戒指，戒面很薄，边上有一道旧痕。
“我娘给我的。”她把盒子放在台历上，“这个先押在这儿。”
押的哪是戒指，押的是她这个人。
范江海没动那盒子。
“你拿回去。”
“放这儿。”她说，“我不怕丢。”
柏向南进来的时候，那只盒子还在台历上。
他看了一眼，没问。
“范书记。”
“坐。”
“您叫我，是为剧团那个事。”
“哪个事。”
“三月的指标，八月的宿舍。”柏向南说，“还有一件事，团里有人往我这儿打听过两回。问您家里几口人。”
范江海把烟盒拿出来，抽了一根，没点，夹在手指头上。
“地区文化口，今年有没有要人的。”
柏向南把本子翻开。
“有。”他说，“北边两个县，一个戏班散了一半，一个去年新挂牌，缺个能唱主角的。”
“多远。”
“三百六十里。坐班车，一天到不了，得在中转站住一宿。”
“名单上写支援。”
“支援得有人收。”
“我去要那个位置。”范江海说，“要的这个人，编制给。”
柏向南把笔停住。
“范书记，编制给谁。”
“给她。”
“县剧团的编制，动到外县去，得两头签字。她本人不签字，走不了。”
“所以叫你去办。”
柏向南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
“范书记。”
“说。”
“我问一句，这句我没记。”他说，“这个人是调走，还是送走。”
这一句问得明白：调走是给你一条路，送走是把你从这条路上挪开。
范江海把夹在手指头上的那根烟掐成两截，搁在烟灰缸边上。
“你明天去地区。”
“是。”
“别的不用问。”
柏向南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台历上那个盒子。
三天以后，手续下来得很快。
地区那边的人回话只有六个字：人要，编制给。县剧团这边要一张表，表上三行字：姓名，年龄，原岗位。底下留着一栏，写本人意见，还要本人签字。
表送到剧团是十一月四号。常德厚拿着表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上午。
中午他上楼来了，站在桌子前头。
“范书记。”
“念。”
“徐莉莉今年二十七，临时工，唱了十三年。”
“还有一句。”
“她娘上礼拜来团里找过我。”常德厚说，“老太太今年六十二，一只眼不好。她坐在道具箱子上一晌午，问我一句话，她说我闺女这回是不是有名分了。”
一个六十多的老太太，一只眼不好，在道具箱子上坐一晌午，为的就问这一句。
范江海把手里的笔放下。
“她怎么签的。”
“没签。”
“为什么不签。”
“她说不签。”常德厚说，“她说她要先跟您说一句话。”
常德厚从兜里把表掏出来，纸折了两折，边上磨白。他把表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他停了。
“范书记，我在团里二十六年。”他说，“戏班散不散，看有没有人唱。人走了，谁唱都行；唱的人心里那口气没了，就谁也唱不上去了。”
门带上了。
桌上那张表摊着。本人意见那一栏空着，空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铅笔痕，像是写过又擦了。
写过又擦，那是想签，又不敢签。一个唱了十三年的人，这一步迈不迈得出去，就差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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