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三月，宁川县。
县剧团的人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上午。
来了四个。领头的是团长常德厚，五十三岁，手指关节粗，手里攥着一张纸。
四个大活人，在门口站了一上午，谁也没敢先迈进去。说白了，他们不是来要说法的，是来碰运气的。
“范主任，团里三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差多少。”
“一个月四百八。”常德厚把纸摊在桌上，“后台房顶去年秋天漏的，戏箱泡了两只。县里能不能给三千。”
戏箱泡了，一台戏就少半口气。衣裳烂在水里，人就没法上台。
范江海看那张纸。上头一条一条，会计写的字。
“三千修房。”
“修房。”常德厚说，“还有一个事。文化馆今年有一个转正指标。我们团有个人，唱了十一年，还是临时工。”
十一年，唱的还是临时工。这十一年里，她在台上唱了多少回，台下的人鼓了多少回掌，都不算数。
“谁。”
“徐莉莉。”
范江海把纸放下。
“指标是文化馆的。你让文化馆的人来跟我说。”
“我跟文化馆说了三回。”常德厚说，“他们说，指标给谁，看县里。”
“县里不是一个人。”
“宁川这地方，看县里就是看您。”
这句顶到脸上了。范江海没接。
他朝柏向南点了一下头。
柏向南把纸收了，送四个人下楼。
桌角上留下两张戏票。粉色的，一张上印着一个“赠”字。
“主任，票退回去。”柏向南说。
“放着。”
票留下了，人没松口。
下午，最后一个人没走。
她站在走廊上，穿一件黑棉袄，袖口磨白了，头发挽在脑后。她没有进屋。
唱戏的人，袖口是最先磨白的。
“范主任。”
“进来。”
“我不说钱的事。”她说，“我就问您一句。”
“问。”
“《窦娥冤》，您看过没有。”
“看过。”
“在哪儿看的。”
范江海想了一下。“北岭。露天的，幕布是两块被单拼的。风一吹，人就歪了。”
“那是野台子。”她说，“野台子唱窦娥，一上来就哭。”
“你怎么唱。”
“我先唱她不哭。”她说，“等她真哭了，台下就没声了。”
这话听着是说戏。可她说的不是戏。唱了十一年，她一声没吭过。
她说完，转身走了。走得很急，没回头。
走急了，是怕多说一句，自己就先软了。
范江海坐着，听脚步声下了楼。
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两张票拿起来，捏了一下，放进抽屉，压在账本上。
三月里，家属院来了两趟人。
第一趟是常德厚，送来一袋土豆，说团里分的。王秀芹倒在盆里数了一遍，三十一斤，记了一行，第二天让人送回一袋面。
收是收了，可她第二天就还了一袋面。东西能收，人情不能白拿。
第二趟是徐莉莉。
她来得早，手里拎着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
“嫂子。”
“你是。”
“剧团的，姓徐。”
王秀芹把门让开一半。
篮子里是鸡蛋，三十个，一个一个码着，垫的是稻草。旁边还有一个纸包，包的是红枣。
“这是干什么。”
“团里分的。”徐莉莉说，“我一个人吃不了。”
“团里分鸡蛋。”
“我唱得多，团里照顾。”
团里三个月工资发不全，鸡蛋是哪来的，两个女人心里头都透亮。
王秀芹没说话。她把篮子接过来放在桌上，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搪瓷盆里。她数得很慢，数完了，站着没动。
她数得慢，是一个一个在称这份东西的分量。
“你多大了。”
“二十七。”
“结婚没有。”
“离了。”徐莉莉说，“三年了。”
“有孩子没有。”
“没有。”
厨房那边锅盖响了一声。闺女在里屋背书，声音一顿一顿的。
那背书的声音，屋里两个女人都听见了。
徐莉莉往那边看了一眼。
“嫂子，”她说，“正月十五那场戏，您怎么没来。”
“家里有事。”
“下个月还有一场。”徐莉莉说，“我留了两张票，最好的位置。”
“票我不收。”王秀芹说，“你要想让他看戏，你直接给他。他坐哪儿，是他的事。”
这话说得稳，一分不让，也一分不含糊。
徐莉莉笑了一下，把空篮子拎起来。
“鸡蛋留下吧，嫂子。”
“鸡蛋也退。”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看的是鞋，还是人，说不清。
门关上以后，王秀芹在桌边站了一会儿。
她翻开那个牛皮纸本子，写了一行：三月十四，收鸡蛋三十。想了一下，把这一行划了，在旁边重新写：退鸡蛋三十，十五日送还。
铅笔削得很短，只剩两指长。
一行字从“收”改成“退”，落笔不过几个字。可这一笔划下去，比写十行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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