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走廊里有脚步声。
不是柏向南的。柏向南走路脚跟先落地，实。这个人的脚步慢，一步一停。走两步，停一下。停的地方离门口不远，三四步。
这几步一停，是把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走道里站着的人，都是这个走法。
然后是一声响。像什么东西碰到了墙上。很轻。
轻，是怕屋里听见。可这楼是老楼，墙薄，掉根针都听得见。
范江海没有抬头。他把那份抄件从抽屉里抽出来，摊在桌上，一行一行往下看。名册三十来行，一个字一个字。
不抬头，不是不想知道外头是谁。这当口，谁先开口，谁就落下风。
外头又响了一声。这回是鞋底在水泥地上磨了半圈。
十一点二十，柏向南进来，手里那个本子翻开在手里。
“范主任。”
“说。”
“他在外头站了一个钟头四十分钟。”
“我知道。”
一百分钟。两条腿在风口里换着扛，一会儿左腿，一会儿右腿。
“他没坐。”柏向南说，“椅子我搬出去了，他没坐。他靠着墙，一会儿靠左肩，一会儿靠右肩。”
范江海把手指按在名册的一行上，停住。
“他抽烟没有。”
“没抽。”柏向南说，“他从兜里摸出来两回，摸出来了，没点，又塞回去。他兜里那盒烟，压扁了。”
一个人兜里揣着烟，摸出来两回都不敢点，心里头肯定压着事。
“你把水给他了。”
“给了。”
“他喝了？”
“他端了一下。”柏向南说，“端了半分钟，放在窗台上了。他站在窗户下头，那面窗户漏风。水一会儿就凉了。他没喝。”
端着不喝，是手上得有个东西攥着。人心里没底，手就空不住。
柏向南顿了一下。
“范主任，我还记了一件事。他在窗台上放水的时候，把那张纸搁在水缸底下压着。风刮不动。”
“纸上有几个章。”
“我数了。”柏向南说，“十一个。”
那十一个章，是他八十天一步一步磕出来的。风要是刮跑一张，这八十天就白搭了。
范江海把那本抄件收起来，对齐，放进抽屉，转了半圈钥匙。锁舌咔了一声。
“进去两分钟，你叫他进来。”
“是。”
柏向南走到门口，又停住。
“范主任，他现在还站在那儿。”
“那就再站一会儿。”
站得越久，进这道门，话就越往实里说。这不是难为人，这叫让人自己想明白：这事儿没有别的路。
十一点四十，门开了。
马贵堂进来。四十来岁，头发理得很短，肩膀上有一层白灰，不知道在哪儿蹭的。他手里拎着那个搪瓷缸，把缸子捧在怀里，像捧一个碗。
“范主任。”
“坐。”
马贵堂看了看那把椅子。他坐下了，只坐了半个屁股。
半个屁股，是随时准备站起来走的样子。
他把那张纸从怀里抽出来，两只手摊开，推过半尺。纸是软的，边角起毛，折过好几回，折痕上带着汗渍。末一栏是空的。
“范主任，这张纸，十一个章。”马贵堂说，“八个县的，三个矿上的。我跑了八十天。”
范江海没有伸手。
“末一栏留给我。”
“末一栏是咱们县的。”马贵堂说，“上面说，您签了，柴油就动。”
“你今年多大。”
“四十二。”
“一九六九年，你在哪儿。”
马贵堂的手指头停在那张纸上。
“在县里。”
“哪个口。”
“办事组。”马贵堂说，“帮着抄东西。”
“抄什么。”
屋里那台暖气管响了一声。
马贵堂抬起头。他看了范江海一眼，又看桌上那只缸子。
“范主任。”
“我问你抄什么。”
“抄名册。”马贵堂说，“一九六九年那一本。抄了一晚上，抄完交上去。我抄的时候，前头的人名都是单子上现成的。”
“后头那一栏呢。”
“后头那一栏空着。”
“你添过字没有。”
马贵堂的嘴唇动了一下。
“范主任，”他说，“您今天让我在外头站了两个钟头，就是问这个。”
“就是问这个。”
马贵堂把两只手从纸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我添过。”他说，“铅笔添的，两个字。添完了我不敢跟人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农机口，没动过地方。”
为啥不动地方？说到底，是一挪窝就得有人问起那两个字。人不是不敢走，是不敢回头看。
范江海把那张纸拿起来，对着桌子边角压了一下，压平，压在缸子底下。
“柴油我给你签。”他说，“签完，你去把那两个字认下来。”
签，是给你柴油；认，是给你留一条还能挺着腰走路的道。
签完是十一点五十二。
柏向南把马贵堂送出去。走廊里脚步声往楼梯口去，一级一级，下去了。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搁在笔记本旁边。
窗台上那半缸水还在，凉的。他端起来，走到窗边，倒在窗台底下，水顺着墙根淌了一道。缸子还带回桌上，缸沿磕掉一块瓷，露着黑铁的那一面朝外。
那半缸水一倒，这事就算办完了。缸子缺了一块瓷，照样还得使。
他在椅子上坐下。
门外又有脚步声。
这一回不是柏向南的。这个慢，一步一步，不快。走到门口，停住了。
停了三秒。
没有敲门。
范江海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走廊上没有风，也没有人说话。他能听见自己的表在走。
那个人在门外站着。
门里门外，两个人，谁也不动。就剩墙上那只表，一格一格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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