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四月，家属院。
“这个，是谁的。”
王秀芹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条围巾。深灰的，毛线织得粗，一头脱了线，用白线缝过两针。
范江海刚进门，手还搭在门把上。
“开会带回来的。”
“开会带围巾。”
“别人的。”
“别人的，”她说，“你替别人拿回来，放了一夜，又叠成方块。”
她把围巾放在桌上，四个角对齐。
叠得这么齐，是把一宿没睡的工夫都使在这上头了。
“我不问是谁的。”她说，“我问一句，那天夜里你回没回来。”
他没答。
闺女从里屋出来倒水，看看桌上的围巾，又看看他，端着缸子回里屋去了。门帘放下来，铅笔声又响了。
“粥在锅里。”
“嗯。”
第二天早上，那本牛皮纸本子又摊在桌子中间，摊得很平。
范江海在桌子对面坐下。她把本子翻到前头，一页一页往下走。
“去年五月，江涛拿来六百块。他说是运输队的利。”
“今年正月，江梅拿来一千二。她说是砂石场的分红。”
“三月里，来的人连名字都不留了。”她说，“我在本子上写‘不知是谁’，一共写了七回。”
七回没名字的进项，就是七笔退不回去的账。
范江海没说话。
“本子上两栏，进，出。”她说，“进的那一栏，越写越满。出那一栏，三年零十个月，我一笔没写。”
“没出过。”
“是没出过。”王秀芹说，“还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儿出。”
这一句，问到了根上。
炉子上的水壶响了，她去提下来，搁在铁炉子边上。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
一双布鞋。黑面白底，纳得很厚，针脚一行一行，密得能立住。
针脚密到这个份上，是做给一个不肯穿的人看的。
她把鞋摆在桌子中间偏她那边。鞋尖朝他，两只并齐。
“儿子那双，去年冬天又比过一回。”她说，“还是差半指。”
“穿不下就收着。”
“收不得。”她说，“上个月下雨，他翻箱子找雨鞋，翻出来了。他拎着那双鞋问了我一句。”
“问什么。”
“他问我，妈，这是谁做的。”
范江海看着那双鞋。底的针脚一行一行，扎得极匀。
“我答了他一句。”王秀芹说，“我说是老家的人。”
“他信了没有。”
“他没问第二句。”她说，“七岁了。”
七岁的孩子不问第二句，不是不想问，是看出来了。
她伸手把鞋摆正，鞋尖还是朝他。
“江海，我认得你十五年。”她说，“你从机修厂调到县里，到今天，你没跟我说过一句假话，你只是不说。”
你只是不说。这几个字，比说他撒谎还狠。
“秀芹。”
“你别说。”她说，“你一说，我就得记。”
她说完，伸手把鞋里那卷纸掏出来，摊在桌上。是一张小纸条，压得起了毛，上头一个日子，是铅笔写的。
“我给这鞋记了个日子。”她说，“孩子最后一次穿进去，是那一天。往后他长一寸，我划一道。一道一道，划到昨天。”
桌上那张纸条上有十来道短线，一道压着一道，最后那几道挤在一块儿，看不清了。
十来道线，就是十来寸。孩子一寸一寸长起来，这双鞋一寸一寸穿不下了。
她把纸条重新卷起来，塞回鞋里。
“江海，你兜里那个烟盒呢。”
“在。”
“放了多少年了。”
“不记得。”
“你也不抽。”她说，“你留着它，是给自己记一样东西。我也有一样东西，我也留着。”
她把本子往自己那边拉了一下。
“三样东西，一样是一双穿不下的鞋，一样是一张写了日子的纸，一样是手里这个本子。”她说，“这三样我都舍不得扔。”
三样都舍不得扔，是因为扔了就没人给他记账了。
下午他去了县里。
三点半，柏向南敲门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单子。
“范主任，县里上半年的煤票分下来了。”
“送到家属那边去没有。”
“送到了。”柏向南说，“嫂子在楼下等着，她自己点的数。”
“多少。”
“两百斤。”柏向南说，“她点了两遍。她又问了一句，问今年县里给家属院是不是头一回分煤。”
点两遍，是怕短了秤，也是心里头不信。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头一回。”
范江海把单子拿过来看了一眼。
“她还问了什么。”
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两只手垂着。他迟疑了一下。
“她问，四月里省台来的人，住招待所的钱是谁签的。”
范江海抬起头。
“你说什么了。”
“我说招待所的账走宣传口，不用县里签。”柏向南说，“她没再问。”
“就这些。”
“还有一句。”柏向南说，“她说四月十一号夜里，范主任在招待所楼下坐到十一点多，那天家里的门没响。”
屋里静了一会儿。窗外有人推着一车煤过去，轮子嘎吱嘎吱，从窗底下过去了。
“她怎么知道那天夜里的事。”
“嫂子没说是谁说的。”柏向南说，“她问的时候手里捏着铅笔，一边问一边记。”
“记在哪儿。”
“一张单子的背面。”
范江海把那串钥匙从桌角拿起来，又放下。
“小柏。”
“在。”
“往后家里的人来问什么，你先跟我说一句。”
“是。”
柏向南退出去，把门带上。门缝里那条光收没了。
光收没了，可有些话早就顺着门缝漏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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