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江涛来了，进门先把门关上。
“哥。”
“说事。”
“汤有德那两笔钱，有一笔从我账上过的。”
范江海抬起头。
“哪一笔。”
“八八年秋天，他替邱长顺垫工钱，手里不够，从公司借了三千。”江涛说，“他按了个手印，条子在我抽屉里。”
“拿来。”
“哥，条子搁在我那儿，我心里不踏实。”
“拿来。”
江涛跑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角卷了。范江海把纸摊开看了一眼。上头一行字，底下三个指头的印子，颜色发褐。
他把纸折成四折，放进抽屉，锁上。
“哥，留着它干什么。”
“人进去了，账没进去。”
江涛站在那儿，两只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
“铁鹰知道这条子吗。”
“不知道。”
“那就好。”
“往后也别让他知道。”
江涛走了。门合上以后，抽屉上的钥匙在他手里转了一下。
那张条子锁在最里头。为啥锁它？因为人一进去，嘴就不一定是自己的嘴了；条子在手里，嘴才有把门的。
礼拜一，省里那个组进了汉江。五个人，住招待所西楼，没让市里陪。
看了三天账。第四天上午，带队的那个人在会议室里说了一句话。
“你们市里前头刚办了一个人。”
“该办的办。”范江海说。
“这个态度好。”带队的人说，“看材料的时候，看的不是上头写了什么，是看底下动不动手。”
组走了。青岭那边，一个电话没来。
没有电话，比有电话更压人。有电话还能照着话说，没电话，就是人家连话都不想跟你说了。
那天晚上十点，范江海回家。王秀芹在灶房。桌上摊着本子，铅笔横在页边上。
“汤有德进去了。”
“还没有。”范江海说，“带走了。”
王秀芹把本子往前翻，翻了十几页。
“八九年正月，市招待所东楼，住一夜，房钱四块二，汤有德付的。”她念完，抬起头，“这一笔我记着。”
“记这个干什么。”
“人一进去，四块二就成了死账。”她说，“我销了。”
“不销。”
王秀芹的铅笔停在纸上。
“为什么。”
“留着。”
她把那三个字圈了一个圈，圈得很轻。
“他家里几口人。”
“四口。媳妇，两个孩子。大的十三，小的六岁。”
“你打算怎么管。”
“他家里的事我管。”
王秀芹把本子合上。
“江海，你管得了他媳妇，管不了他大儿子。”她说，“十三岁的人，记事了。”
这话像根针，扎在他心口上，不进也不出。十三岁记的事，一辈子都忘不掉。
范江海坐在床沿上，没脱鞋。
夜里十一点二十，严铁鹰来了。他没敲门，进门站着。
“哥。”
“说。”
“今天早上六点，车把他拉走的。走以前，他跟会计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他给范市长留了一封信。”
屋里静了一下。外屋水龙头没关严，滴答，滴答。
“信在哪儿。”
“不在他家里。”严铁鹰说，“他媳妇说，家里翻了两遍，没有。”
“他弟弟呢。”
“上个月就不在桐子坳了。”
“信是写给谁的。”
“不知道。”
“几页。”
“不知道。”
“写了什么。”
严铁鹰没答。
这一声没答，屋里就沉下去了，跟压了块石头一样。不知道写给谁，不知道几页，不知道写了什么——这样一封信，才是最难办的。
范江海从桌上把另一串钥匙拿起来。这一串是汤有德办公室抽屉上的，今天早上严铁鹰顺手带回来的。他拎着钥匙圈，铁皮小牌朝下，在桌角上磕了两下。
“让小柏记一笔。”
“记什么。”
“照实记。”
第二天早上，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写完，笔尖停在纸上。
“范市长，信的写法怎么写。”
“照实写。”
柏向南低下头，写了：八月二十六日，汤有德被带走。有信一件，下落不明。
范江海看了一眼，没让他改。
柏向南把本子合上，两只手在上头压了压。合上的那一声很轻。
窗外的雨停了。
雨停了，那封信却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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