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八月，北岭省汉江市。
“省里那个组，下礼拜一进汉江。”
柏向南站在门里，手里一个信封没拆。那信封在他手里捏了一路，边角都捏软了。
“查什么。”
“查工程。”柏向南说，“近三年的路、管子、进场的料，一宗一宗看。”
“看账，还是看人。”
“先看账，后看人。”柏向南说，“来五个人，住招待所，不用市里陪。”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
“不用陪，就是不想让我们陪着看。”
“范市长，还有个事。”
“说。”
“江涛那家公司，上礼拜重新开的门。”
“再关。”
“关了二十二天，货主都盯着。”
货主一盯，眼睛就不是一双了，是几十双。可他没抬眼。
“再关十天。”范江海说，“组走了，随他开。”
柏向南出去了。门带上，走廊里的脚步走远。
关一天，货主骂一天；关十天，是拿江涛那个场子，压住一件事。这笔账他不说，心里头算得清清楚楚。
上午十点，严铁鹰到了。帽子搁在沙发扶手上，人没坐。
“近三年给市里供过料的，够上头看一眼的，有几家。”
“两家。”严铁鹰说，“一家汤有德，土方和外墙的料。一家邱长顺，运货和管子。”
“这两个人，谁最近跟你亲近。”
“邱长顺。”严铁鹰说，“上个月请我吃过一顿饭，喝到一半他问了一句。”
“问什么。”
“问省里那份材料是谁递上去的。”
范江海手里的铅笔转了半圈。
“他怎么知道有材料。”
“不知道。”
“两家手里的东西，咬得动吗。”
“咬得动。”严铁鹰说，“汤有德手上，有邱长顺三车料的事。邱长顺手上，有汤有德两笔钱的事。”
“够办一个不够。”
“够。”
“礼拜一以前，办一个。”
严铁鹰把帽子拿起来，捏了捏帽檐。
“办哪个。”
“软的。”
“汤有德软。”
“那就他。”
严铁鹰站着没走。
“哥，他替您跑过八年事。”
“所以他认。”范江海说，“他家里的事，我管。”
“管到什么时候。”
“管到他出来。”
严铁鹰把帽子戴上，出门。
说白了，挑软的那个，不是因为软的好办，是因为软的先松口。硬的那个一碰就崩牙，崩了牙，一嘴都是血。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三点，市招待所东楼二层，靠里那间。
窗帘拉着一半，桌上一人一只杯子，谁也没动。
汤有德先进来。四十上下，肩膀宽，坐下时把椅子往后挪了两寸，挪出响。邱长顺后进来，进门先笑，笑得慢。
严铁鹰坐在中间，把两张纸分别推过去。
“你看这个。”他对汤有德说。
“你看这个。”他对邱长顺说。
汤有德看的是自己那张：九〇年腊月，市界上压着的那车货，是谁去说的情。
邱长顺看的是另一张：三车料，进的是南洼那段路基。
两个人看完，都没抬头。
“两条都是真的。”严铁鹰说，“今天只办一条。”
汤有德把纸按在桌上。
“严局，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们两个，有一个得进去。”
邱长顺先开口：“汤哥，我那条不算事。料是过了磅的。”
“过了磅也是差的。”汤有德说，“你掺进去，是我去替你圆的。”
“你那两笔钱，”邱长顺说，“垫的是市里的工钱，垫完了你又收了一回。”
汤有德的手在桌面上攥了一下，又松开。
严铁鹰把两只手搁在桌上。
“谁先认，谁轻。”
屋里静了有一支烟的工夫。
这一支烟的工夫，两个人心里都在翻账。翻的不是钱的账，是谁家里还有几个人要吃饭。
“我认。”汤有德说。
严铁鹰没记，也没问他认的是哪一条。
散场以后，走廊里只剩他们两个。
“你要是让他进去，”严铁鹰说，“他里头有人，你家里没人。”
汤有德看着他。
“我认。”他又说了一遍。
他从兜里摸出一支钢笔，笔杆上缠着一圈胶布。
“这支笔，交给他大儿子。”
严铁鹰没接。
汤有德把笔揣回兜里。那支笔跟着他下了楼。
第二天早上六点，两辆车停在料场门口。
手底下二十三个人在院里站着，看着他把办公室的钥匙串摘下来。钥匙串上挂着一个铁皮小牌，牌上四个字，磨得只剩两个能认：南洼。
他把钥匙串搁在严铁鹰手心里，一句话没说。
老会计姓周，五十六岁，被叫去问了两天。第三天他没来上班，把两本本子交了。本子皮上有一道旧折痕，用线重新缝过。
汤有德的媳妇来了市府门口。她在槐树底下站着，从上午九点站到十一点半。门岗登记了一行：群众来访一人，未接谈。
她没哭，也没进来。
两个半钟头，她一步没挪。树影子从脚底下挪到她肩上，她也没动。
第三天上午，邱长顺来了市府，穿一件新衬衫，两只手垂着。
“范市长，汤有德那个料场，空着。”
“你想接。”
“我接过来，二十三个人不散。”邱长顺说，“工钱我先垫。”
范江海看了他一会儿。
“垫的工钱，记在账上。”
“记着。”
邱长顺出了门。当天下午，那串钥匙到了他手里。
铁皮小牌还挂在钥匙圈上，朝下晃着。
汤有德攥了八年的东西，三天就到了别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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