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天，东郊的砂石场停了。
不是查封。是路政说进场那条道占了线，要重量。量路的人来了两趟，量完贴了张纸，停三天。
停三天，一张纸的事。可这三天，场子空着，十二张嘴不空。
十二个人歇在工棚里打牌。江梅自己掏的钱开的工钱，一天两块四。
一天两块四，是拿她自己兜里的钱往外垫。说白了，场子能停，人心不能散；人心一散，再开起来就不是原来那帮人了。
第五天夜里，江梅来了家里。
她进门不坐，一只手撑着门框。
“哥。”
“坐。”
“我不坐。”江梅说，“我就问一句。”
“问。”
“场子停三天，是谁让的。”
“路政。”
“路政听谁的。”
范江海没答。
这一句他没答，可屋里两个人都听清了。路政后头还站着人，那人他不说，江梅心里也门儿清。
“哥，我男人被叫去问了两天。”江梅说，“回来手抖，端不住碗。他问过一句话，问我：咱家这个场子，是不是本来就该姓别人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是。”江梅说，“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不信。”
她说这话，眼圈没红，嘴唇也没抖。越是这样，越像把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压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说完就走了。门让风带了一下，撞在墙上。
王秀芹从灶房出来，把手在围裙上擦干。
“江梅哭了没有。”
“没有。”
“那更麻烦。”王秀芹说，“哭出来的是要东西，不哭的是要说法。”
范江海没接这话。这话他听懂了——哭着的人拿钱还能哄，不哭的人是要一句说法。说法这东西比钱贵，给不出来，人家记你一辈子。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王秀芹把那个铁盒从柜子底上搬出来，搁在桌上。
盒盖上落着一层灰。她拿抹布擦了两遍。
“干什么。”
“省里来人了。”她说，“我把这些年签过的字清一遍。”
“不用清。”
“我清。”王秀芹说，“我签的字，我认。可我得先知道，我认的是哪一笔。”
她把钥匙插进去，锁舌咔了一声。盒盖开了。
里头是那个牛皮纸本子，边角磨圆了，第一页那几个数还压在第一行。
她一页一页翻，翻得慢。翻到中间，她停住，从笔筒里抽了那支铅笔。
她在本子上添字。添得很小，紧挨着自己那个名字。
“添的什么。”
她把本子转过来给他看。
王秀芹三个字后头，铅笔添了两个字：代签。
“谁让你添的。”
“我自己添的。”她说，“查的人先看签字的那只手，不看拿钱的那只手。往后有谁问，我就说我是替人签的。”
“替谁。”
“替你。”
范江海看着那两个字。他的指头在本子边上按了一下，纸边上有一道旧折痕。
他心里头咯噔一下。这两个字添上去，她就把自个儿摆到前头去了。查的人顺着这两个字往上找，头一个找着的就是她的名字。
“这个盒子，谁动过。”
“没人动。”
“江涛来过家里没有。”
“上礼拜三来过，借梯子。”王秀芹说，“他在灶房坐了一会儿，没进屋。”
“秀芹。”
“嗯。”
“你怕不怕。”
王秀芹把本子合上，搁回盒里。她想了想才答。
“我不怕。”她说，“我是想明白一件事。这个家这些年多出来的东西，一样也没进过我的手，全在江涛那本账上。可真有人来查，先查的是我的名字。”
这话说得平，一句比一句沉。东西没进她的手，名却记在她头上，她认这个理，认得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她把盒盖扣上，锁舌咔了一声。钥匙攥在手心里，揣进贴身的兜。
“钥匙呢。”
“还在我这儿。”
第二天早上七点，严铁鹰来了，坐了一夜火车。
他没坐，把帽子搁在桌角上，从怀里拿出一个白信封，封口粘着。
“哥，看出来了。”
“说。”
“郗文彬在青岭住了两天，第二天夜里有人请他吃饭。桌上四个人，市府的两个，还有一个是柯市长的司机。”
“柯明远本人去了没有。”
“没去。”严铁鹰说，“饭吃完是十点半。郗文彬出的门，上的不是自己那辆车。”
“上的哪辆。”
“柯市长的车。”
范江海把信封拿起来，没拆。
屋里静了一下。这句话一落地，跟一块砖头砸进水里一样，水面不起花，底下全浑了。
“里头是什么。”
“几张纸。”严铁鹰说，“一张是那天谁在哪儿的单子。还有一张，上头一个名字，一个地址。”
“谁的。”
严铁鹰说了一个姓。
范江海没出声。
“哥，地址是青岭招待所后头那栋楼，二楼东头那间。”严铁鹰说，“我去了两回。头一回晚上九点，屋里的灯亮着。第二回早上六点，有个人从楼里出来，走的后门。”
“他家里知道吗。”
“不知道。”
范江海把信封搁在桌上，指头在上头压了一下。
窗外的天刚亮透，楼下扫地的笤帚一下一下扫过去。
“跟了几天。”
“八天。”
“接着跟。”
“跟到什么时候。”
范江海把台历翻过来，翻到八月底那一页。他从笔筒里抽出那支铅笔，在格子外头写了一行小字。
写完，他把台历翻回七月。那一行字压在底下。
“等他跟人谈完话那天。”他说，“他谈完，你再送。”
严铁鹰把帽子拿起来，戴上。
“送哪儿。”
“省里。”范江海说，“上个月收到那份材料的人，每人送一份。”
严铁鹰出去了。门合上，那本台历还摊在桌上。
七月在上头，八月在底下。底下那一行小字压着，一声不响。
压着，就是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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