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三月，北岭省汉江市。
门是推开的，没敲。
“范市长，这位同志——”
“我叫郝振邦。”
老头站在门口，棉袄没系扣，怀里抱着一个布包。柏向南的手还搭在门把上。
推门不敲，进门先报名。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来请示的，是来交底的。
“信是我写的。”老头说，“三封。省里一封，市里一封，油田一封。名字是我签的。”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
“坐。”
“不坐。”老头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里头是纸，一沓，边角磨得起毛。“这是我抄的底子。我给你送一份来。”
“为什么送我。”
“让你知道是谁写的。”老头说，“底下的人你别去问。”
这话是护人。三封信，一封一封都签了名，就是不让上头去追底下的抄写人、递信人。
范江海看了一眼那沓纸，没伸手。
“哪年开的头。”
“九二年腊月。”老头说，“写到今年正月，写完了。”
“写了多少。”
“九页。”老头说，“三件事。你二弟的公司，你妹妹的砂石场，市政府院里那块地。”
三件，一件比一件贴着肉。公司是兄弟的，砂石场是妹妹的，那块地在市政府院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暖气片响了一声。
老头从布包底下摸出一个搪瓷缸子，搁在纸旁边。缸子是白的，口上一圈磕掉了瓷，底下一道焊口，歪歪扭扭。
“这个还你。”
范江海认得这个缸子。一九六八年三月，他在卫生所躺了三天，肋条断了两根。这老头每天来一趟，用这个缸子给他端水。水是温的，上头浮着一层白汽。
二十五年了。这个缸子还在这儿，那一层白汽还在眼前。
“那年你在台上。”范江海说。
“我在你后头站着。”老头说，“老聂、我、老廖。水泥、钢丝绳、机油，三笔账。字是你签的，你顶了。”
“是我顶的。”
“你顶了，我才下来的。”老头说，“下台阶我踩空一级，你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两个字说完，屋里静了一下——二十五年前那一级台阶，两个人一个记了一辈子，一个也没忘。
“信上我要三件事。”老头说，“公司注销，砂石场退股，那块地收回。”
“公司不管我的事。”
“你不管你二弟。”
“他有执照。”
“那块地呢。”
“市里批的，程序在。”
“程序。”老头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一九六八年也讲程序。单子一张一张念，念完举手。举手的人里头，有你媳妇没有。”
范江海没答。
这一问，问到了骨头缝里。二十五年前举过的那只手，如今还举着——只是换了个名目，叫程序。
老头把那沓纸翻到最后一张，推过来。上头是名单，铅笔字，一行一个人名。有的名字底下画了一道横。
“这是第四件。”老头说，“荒原上死的，我这些年记下来的，三十二个。头一个叫刘广田。”
“我不认得。”
“你替他送过一只木箱。”老头说。
范江海看着那张纸。
“底下画一道的是谁。”
“老柴说过。”老头说，“名字底下画一横，是给死人画的。数到三十一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宿。”
三十二个名字，一个一个画下去。画到第三十一个，屋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坐着——那一宿，比荒原上的风雪还难熬。
“你要什么。”
“我要在城边上给他们立一块石头。”老头说，“办了七年，报告递了十几回。市里说地有安排，省里说等等。今年你要是批了，我信上减一件。”
七年，十几回。一块石头，比一个人的命还难落地。
“减哪件。”
“你说减哪件。”老头说，“你爹的名字不在上头。他在别处死的。”
这句话撂在桌上，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爹不在那三十二个里头——可他爹那条腿，是荒原上砸断的。
“你给我三天。”老头说。
“三天够什么。”
“够你把公司关掉。”老头说，“我年轻时候在器材科，跟你在一个屋。你签单子一笔一下，从不改。”
“你也在器材科。”
“我在。”老头说，“一九六七年秋天那批口罩和药，一百二十七块四毛，走的是支援农场的名目。单子是你的字。库里的人问我，我说东西是我经手的。”
范江海抬起头。
“那笔账补上了。”
“补上了。”老头说，“谁补的我不管。那年冬天我没往上报，就这一件事。”
“你为什么没报。”
“因为你顶了三笔。”老头说，“字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
字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一句话，把二十几年的旧账翻了个底朝天：当年替他顶过的人，如今来讨一笔新的。
老头把棉袄扣子系上，系到第三个。
“三天。”他说，“第三天下午你要是没个话，我往省里再递一回，后头添一页。”
“添什么。”
“添一九六八年那三张单子。”老头说，“字在上头，名字也在上头。”
他走到门口，回头。
“缸子我不拿了。我跟你不欠了。”
缸子不拿，是话说到底了——东西还给你，情分也就还清了。往后你和我，只剩下纸上的字。
门关上。柏向南进来，站着。
“范市长，这一位是市人大的郝副主任。”
“我知道他是谁。”
“那沓纸收不收。”
“搁着。”
柏向南把纸理齐，压在台历底下。缸子他没动，搁在桌角，缸口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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