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招待所二楼。桌上摆着四样水果，一个暖瓶，两个纸袋。纸袋是柏向南搁在门边的，里头是汉江的茶和两瓶酒。
齐广志进门先把夹克脱了，搭在椅子背上。
“纸袋拿走。”
“齐主任——”
“拿走。”齐广志说，“我这儿什么都有人送。”
一句话把人堵在门口。礼还没送出手，路先给堵死了。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这人不缺东西，缺的是他自己也说不出口的。
范江海把纸袋提到门外，搁在走廊的窗台上。
回来的时候齐广志在喝水。缸子是招待所的，白的，磕了一个口。
“你爹叫范长庚。”
“是。”
“井口上那个。”齐广志说，“他那条腿是那年井上砸的。砸完他还上了半个月架子。”
“您认得他。”
“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别硬撑。”齐广志说，“他说他不是撑，他是死要脸。”
范江海站着，没坐。
他坐不下去。他爹那句“死要脸”，从旁人嘴里说出来，跟针一样扎进耳朵，扎了三十多年。
“你说话像他。”
“齐主任，我四十八了。”
“四十八，我四十八的时候在井队。”齐广志把缸子搁下，“你今天那个数是真的。我看了三个数，三个都是真的。”
“报上去的数都得实。”
“实是给上头的。”齐广志说，“我这儿不看那个。”
他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支，点上。抽了半支，他把烟盒搁在桌上，没往兜里收。
烟盒是硬的，上头印着一座塔，塔尖上有一道金线。
这半盒烟就那么摆在桌上，没人收。不是忘了，是给话留个话头。
“齐主任，我有一件事。”
“别说。”齐广志把烟灰弹在缸子盖上，“你的事我听过。你那个机械厂，那本册子，还有你家二弟那家公司。”
范江海没说话。
“我今天不问你那些。”齐广志说，“我只告诉你一句。我这儿不缺钱。”
“钱我有。”
“我知道你有。”齐广志说，“我缺的是别的。”
“齐主任，我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好。”齐广志说，“会说话的我都记不住。”
这话说到根上了。会说话的，句句说给别人听；不会说话的，吐出来的才是自己心里那句。
他站起来，把夹克拿上，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
“明天一早我走。你别送。”
门关上了。范江海在屋里站着，手上还留着门把那股凉。
那天晚上他在家吃饭。桌上一碗面，一个咸菜碟。陪省里主任跑了一整天，家里晚饭就这个。王秀芹把本子摊在灯底下。
“修路那三十七万，江涛报的是四十一万。”
“差四万。”
“差的是招待那几顿饭，还有那四样水果。”她说，“你没吃几口。”
“记着。”
“还有一样。”她把铅笔掉了个头，“今天你送出去两个纸袋，原样拎回来了。江涛那边的数里，这两个纸袋记的是八百块。”
“他记他的。”
“他记他的，我记我的。”她说，“江海，这一趟你花出去三十七万，齐主任一样东西没要。”
“他没要。”
“他要是要了钱，我倒不怕。”王秀芹说，“钱有数。人心里那个数没有。”
“他一样没要。”
“下回别拎了。”她说，“拎回来的东西，比送出去的还沉。”
钱上的亏看得见，人情上的亏看不见——看不见的那一笔，最沉。
门响了，严铁鹰进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搁在桌上。
“哥，乔广德在分局坐了三个钟头。”
“问什么。”
“问那本册子最后一行什么时候添。”严铁鹰说，“我跟他说不知道。他走的时候问我一句，问那几封信的回执谁拿着。”
“回执呢。”
“这儿。”严铁鹰把信封推到桌子中间，没松手，“他昨天在分局，东西搁在桌上。我拿回来了。”
范江海把信封拆开。四张纸，二指宽，边上磨毛了。上头的日子一张一张排着，头一张是去年冬天，最后一张是上月二十六。
四张纸，就是四回“我送到了”。一张一张的日子钉着，钉的是别人；最后钉在哪块板上，他心里头透亮。
严铁鹰走了。王秀芹把四张回执拿起来，要给铁盒。
“搁桌上。”
“搁桌上做什么。”
“明天给人送回去。”
“送回去他更写。”王秀芹说，“江海，这纸是别人的东西。搁在你这儿，就是你的。”
范江海把四张回执拿过来，压在台历底下。台历那页是五月十四。
五月的台历，压着去年冬天的纸。早该翻过去的那一页，一直压着没翻。
“你站住了没有。”她说。
“什么。”
“今天门口，那两只手搭上去的时候，你站在哪儿。”
范江海没答。
这一问，比账本上任何一笔数都重。数错了能改，站错了地方，改不回来。
王秀芹把本子合上。今天那一行她没记钱，只写了六个字：土路三十七公里。写完她把铅笔削了两下，笔尖削得很短。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车站。
齐广志来得早。他穿那件灰夹克，手里一个提包，后头跟着两个人。站台上风大，把站牌吹得响。
“齐主任。”
“嗯。”
“路上二十一个钟头，我让他们在车上放了点吃的。”
“放就放了。”齐广志说，“你今天不该来。”
“我送一送。”
“送不是这么送的。”齐广志说，“你昨天晚上那顿面吃完了没有。”
“吃完了。”
“那就行。”
“齐主任，三号区那六口井，明年我想再上四口。”
“那是油田的事。”
“我想跟着干。”
“跟着干的人多。”齐广志说，“看你干成什么样。”
车进站了，铁轨底下响，风把煤灰刮起来。齐广志跨上车门，一只手扶着栏杆，站住了。
他没回头。他隔着半步的距离说了一句。
“小范。”
“在。”
“你敢不敢办事。”
车门关了。
这四个字，比一车皮的煤还沉。他没问能不能办，也没问会不会办，问的是敢不敢——为啥？因为能不能办，看的是本事；敢不敢，看的是命。
范江海站在站台上，没动。车开了，一节一节过去，风从车厢缝里出来，刮了他一脸。
站台上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推着小车从车尾过去。铁轨上剩下一股热风，一会儿就散了。
他兜里揣着那半盒烟。昨天夜里他从招待所桌上拿的，一根都没抽。
他哪儿知道，这四个字，往后要用他半辈子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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