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已经十点。他把抽屉里那张纸拿出来，摊平，在底下写了两个字。
上面。
写完他看了一会儿，拿钢笔把这两个字划掉。划了两道，纸破了。
这两个字，他心里头写过多少回，一回也没敢留在纸上。
他把划破的那张纸搁回抽屉，压在烟盒底下。
到家是晚上九点四十。桌上搁着一盏灯，王秀芹在算账。
“江涛上午来过。”
“他来干什么。”
“送数。”她说，“上个月一共出去十九万七，有八万没条。”
“记着。”
“还有一笔。”她说，“六万，从省里出去的，收款方那一栏空着。”
“空着。”
“我照抄了。”她说，“照抄的那一栏，你认。”
“江海，我问一句。”
“问。”
“你往上头走，得花多少。”
范江海没答。
六万，收款方空着——这一笔连个名都没留，将来谁也说不清是给谁了。
王秀芹把铅笔搁下，把本子翻到前头，找到一行。
“二车间那本册子，一个月省三千一百六十八块。”她说，“一年三万八千零一十六。”
“你算这个干什么。”
“我算着玩。”她说，“这半年你往省里跑了四趟。三万八，够你跑一趟半。”
范江海看着她。
“你话没说完。”
“说完了。”她说，“我记人，也记钱，这两样你都用得上。江海，我不怕你花钱。”
“怕什么。”
“怕你花完了还是不行。”
这一句，她说得平平的。说白了，她怕的不是钱打了水漂，是钱花光了，人还得站在原地，连原来那点东西也搭进去。
范江海没答。她弯腰把铁盒拖出来，开锁，把本子搁进去，锁上，钥匙揣进贴身的兜。这回他没要。
第二天晚上，家属院三楼。白振国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旧毛衣，袖口磨白了。
桌上搁着一个搪瓷缸，缸子里的茶叶沉在底下。
“白主任。”
“进来。”白振国说，“坐那把椅子，那把不晃。”
范江海把手里的纸袋搁在门边上。
“汉江的茶。”
“搁着。”白振国说，“我胃不行。”
他坐下。白振国把眼镜摘了，搁在桌上。
“你来问名单。”
“问一句。”
“定完了。”白振国说，“郗文彬，四十五，前天到省里报的到。”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
“我来问别的。”范江海说，“这个位子看什么。”
白振国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
“看三样。”他说，“一看来头，二来看岁数，三来看有没有人替你说话。”
“后头两样，我都有。”
“岁数你差着，来头你没有。”白振国说，“替你说话的，也没有。”
“这几年我手里没短过。”
“我知道。”白振国说，“汉江的数全省头一份。你手里那几家公司，我也知道。”
“做的都是自家的活。”
“自家的活，也有人在账上记着。”白振国说，“你二弟那家公司，我听人提过一回。提的人是谁，我不说，你也别问。”
范江海没说话。
“自家的活，也有人在账上记着。”这一句，比前头那几句都重。他明白，这话不是吓唬他，是提醒他。
“那年你在雪地里搁下半个窝头。”白振国说，“我在楼上看了半个钟头，后来下去捡了，搁暖气上烤干，掰开吃了。那半个窝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硬的一口。”
“白主任。”
“这笔账我还了。”白振国说，“你从临时工到技术员，那一步是我签的字。账清了。”
账清了，三个字。这几个字一出口，他心里头那点火，一下就凉了半截。
范江海看着桌上那个缸子。
“我闺女上个月回来过一趟。”白振国说，“孩子五岁了，会叫人了。”
“白主任。”
“说正事。”白振国把缸子搁下，“换人这个事，我一句话说不上。我这个人，明年就到点了。”
“那我该找谁。”
白振国看了他一会儿，没答。他把眼镜拿起来，擦了擦，又搁下。
“江海，你今年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不算大。”白振国说，“可你手里只有一样东西。”
“哪一样。”
“钱。”
范江海等他往下说。白振国伸手把台灯往下按了半格，屋里暗了一层。
“光有钱不行。”
范江海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他看了一眼门边那个纸袋，没提。声控灯在楼道里亮了一下，灭了。
那个纸袋留在门边上，谁也没提。这句话他听懂了，可就是不肯认——认了，就等于认下他这半辈子走的路，有一半是走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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