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柏向南进来。
“谭建军的事问过了。”他说，“钻井运输队缺一个人。名额是去年报的，今年分配，已经定了一个。”
“定的谁。”
“罗小勇，二十二，油田技校毕业。”柏向南说，“报到通知腊月就发了，报到日子是三月二十。”
“通知收了。”
“收了。”柏向南说，“跟他说的是队里不缺人了，让他等下一批。”
“他等了吗。”
“他在队部门口坐了一天。”柏向南说，“第二天又去了。队里给他一支烟，他抽了一半，搁在窗台上。”
“人呢。”
“走了。”
“烟呢。”
“窗台上搁着。”柏向南说，“没人收。”
一个二十二的小伙子，半支烟搁在窗台上，没人收。他不是没抽完，是舍不得抽完。
“下一批什么时候。”
“明年。”
范江海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写完看了一遍。
“谭建军的调令什么时候下。”
“明天。”
两个名，一支笔，翻了一遍手。这边的人上去了，那边的人就得再等一年。
下午四点，严铁鹰来了。
“哥，乔广德那封信我看过了。”
“谁让你看的。”
“收发室。”严铁鹰说，“这个人我认识，他儿子在分局开车。”
“你想说什么。”
“哥，信压着不压着，是您一句话。”严铁鹰说，“我没别的意思。”
“几封。”
“市里两封，省里一封。”严铁鹰说，“省里那封走了七天才到。”
“回执呢。”
“挂号回执他压在抽屉里。”严铁鹰说，“哥，要不要——”
“不要。”
严铁鹰愣了一下。
“哥，您不办他，他下个月还写。”
“让他写。”范江海说，“写到他没纸。”
这五个字说得轻。说白了，他不是不怕那些信，他是算准了：一个五十六岁的人，纸用得完，日子也用得完。
严铁鹰站了一会儿，把帽子戴上。
“哥，二车间那些人的名字，我抄了一份。”
“抄它干什么。”
“以后用得上。”
范江海没说话。
严铁鹰把那张纸放在桌角，走了。门带上了，纸在桌角翘着一个边。
二车间在厂区最西头。去年秋天他去看过一回，门卸了，抬到食堂当案板。屋里剩两台机床，拿油布盖着，油布上落了一层灰。他站在门口，没进去。
晚上八点，家里。桌上摊着两个本子。
上头那本边角磨白了，底下那本薄，牛皮纸皮。
王秀芹在算账。铅笔削得很短，笔尖很尖。
“江涛上午来过了。”
“他来干什么。”
“送钱。”王秀芹说，“拎个提包，搁在这儿，让我数。”
“你数了吗。”
“数了三遍。”她说，“六十二万。”
范江海坐下。
“他还说什么。”
“他说剩下的都变成东西了。”王秀芹说，“车，吊，库房，门面。他说这些东西往后比钱值钱。”
“你怎么说。”
“我说，东西在谁名下。”
“他怎么说。”
“他说在他名下。”
范江海没说话。
那些东西在谁名下，将来就是谁的事。这一句，她问得比谁都狠。
王秀芹把铅笔搁下，把上头那个本子推过来。
“这是我记的。”她说，“去年九月一笔，腊月一笔，上个月一笔。三笔加起来，两百零七万。”
“零头不用算。”
“零头是车钱。”她说，“车钱也是钱。”
范江海看着那个本子。字挤得很紧，一行一行，有日子，有数，数后头缀着一个名。
“上个月那一笔，后头缀的是谁。”
“谭世昌。”
“前头两笔呢。”
“一笔缀的是孟庆山。”她说，“还有一笔缀的是二车间。”
“二车间怎么缀。”
“一百七十六个人，我写了个字。”她说，“写的是‘众’。”
一个“众”字，压了一百七十六个人。这一笔要是翻出来，谁也别想一个人扛。
范江海把手放在本子上。
“数你算得比江涛准。”
“他记着钱，我记着人。”王秀芹说，“江海，我问你一句。三笔加起来两百零七万，你心里记的是两百万。”
“差七万。”
“差的不是七万。”她说，“你在会上说的数，跟纸上写的数，从来不是一个数。”
范江海没答。
“二车间一百七十六个人。”她说，“一人摊一万一千三。”
“你算这个干什么。”
“我算给他们记着。”她说，“你记不清，我得记清。”
她把上头那本合上，弯腰，把墙角的铁盒拖出来。盒盖上那道划痕还在，划痕里积着锈。
她开锁，把底下那本抽出来，翻到第一页。中间那一行还空着。
她拿起铅笔，在空着的那一行上写了一个数。
“写的是多少。”
“你自己说过的数。”
“我说过两个。”
“我写的两百万。”她说，“上头是他，底下是我，中间是钱。”
她把本子转过来，推到他手边。那一行数写得比别处用力，纸背上鼓起来一道。
数后头还留着半格。
“这半格留着干什么。”
王秀芹把铅笔搁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空着的格子，回头谁都能往上填。”她说。
“填什么。”
她把本子抽回去，合上，搁进铁盒。锁舌咔了一声。钥匙攥在手心里，她揣进贴身的兜。
“钥匙呢。”范江海说。
“在我这儿。”
“给我。”
“头一回。”她说，“我不给。”
窗上落了雪，细的，斜的，落在窗台上不化。暖气管里响了一声，响完就停了。
钥匙在她贴身的兜里，硌着肉。她哪儿知道，这一串钥匙她攥了十几年，最后交出去的那天，天也这么冷。
本书首发来自四月天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