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三月,北岭省汉江市。
“两百万,还是两百一十万。”
范江涛把一沓纸按在桌上。
“哥,我自己也记混了。”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
“谁让你记的。”
“没人让我记。”
“那你怎么会记混。”
“三笔。”范江涛说,“头一笔是去年秋天,第二笔是腊月,第三笔是上个月。”
“去年秋天那一笔多少。”
“记的就是这个。”
范江海把纸拿过来,一张一张翻。纸是复写的,蓝的,边上带着毛刺,手指头一蹭就掉色。
“这一张上头怎么没数。”
“这张没开条。”
“为什么没开。”
“哥,那一笔是——”
“别说这个。”范江海说。
范江涛把嘴闭上了。
“别说这个”四个字,堵住的不是一句半句,是一条口子。他心里头门儿清,那口子一开,后头就没底了。
范江海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纸边上算。他写了六行,划掉四行,剩下两行加起来,不是两百万。
“你拿笔。”
“哥,我算不明白。”
“拿笔。”
范江涛接了笔,写得很慢,写完把纸推过去。范江海看了一眼,把纸揉了,扔进纸篓。
“两个人数,数不一样。”
“哥,差多少。”
“差二十万,还是三十万,我说不准。”
范江涛不出声了。
二十万还是三十万,说不准——这两个人都算不清的账,往后是要一笔一笔算回来的。
楼下院子里有人做操,数到八就散了。
“钱在哪儿。”范江海问。
“公司账上还剩六十。”
“剩下的。”
“剩下的变成东西了。”范江涛说,“十一辆车,一台吊,城西那一排库房,还有半条街的门面。”
“谁让你买的。”
“哥,钱搁着就是纸。”
“搁着是纸,花了就是字。”范江海说,“十一辆车,谁在开。”
“招的司机。”
“谁招的。”
“我招的。”
范江海把纸篓边上那张碎纸角捡起来,也丢了进去。
钱搁着是纸,花了就是字——写下去的字,日后谁都得认。
“回去把车本子拿来。”
“哥——”
“拿来。”
范江涛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到门口,他又站住。
“哥,这个数,往哪儿记。”
范江海没答。
柏向南十点进来,手里捏着两张纸。
“谭世昌住院了。”
“什么时候。”
“上礼拜五。”柏向南说,“市三院,内科三楼。肺上的毛病,抽了一回水。”
“谁送他去的。”
“他儿子。从钻井队请的假,回来伺候。”
“公司那边他该签的字呢。”
“都停着。”柏向南说,“工商年报上要盖他的章,章在他抽屉里。他儿子昨天来问过一回,问能不能把章拿走。”
“你怎么说的。”
“我说章得本人按。”
范江海把两张纸接过去。
“底下这张是什么。”
“机械厂二车间,去年十二月停的。”柏向南说,“一百七十六人放长假,一个月十八块生活费。厂里说是等配件,配件没来。”
“谁在等。”
“都在等。”柏向南说,“正月里有人把车间的门卸了,抬到食堂去当案板。厂里没人管。”
一百七十六个人,一个月十八块。说白了,一家老小一个月的油盐,就搁在这十八块里头。
“车间主任是谁。”
“乔广德,五十六。二十岁进厂,一直在二车间。”柏向南说,“这两张纸就是他写的。一张寄市里,一张寄省里,寄的都是挂号。”
“回执呢。”
“他留着。”柏向南说,“他说留着好对日子,一天一天对着过。”
一个五十六岁的人把回执留着,不是留着报销,是留着数日子。他等的不是一张纸,是一句“这事有人管了”。
范江海把纸翻过来。背面空着,白,一点字都没有。
“信里写的什么。”
“没写您。”柏向南说,“写的是厂里的事。停产,配件,还有去年那笔活为什么给了外头的公司。”
“外头的公司。”范江海念了一遍。
“范市长,还有一句。”柏向南说,“孟庆山家窗台上那个缸子,没了。”
“谁拿的。”
“新搬进一户。”柏向南说,“上礼拜我路过看了一眼,窗台上摆着一盆葱。”
范江海坐着没动。
“缸子呢。”
“不知道。”柏向南说,“垃圾道底下我看了,没有。”
一个缸子,谁也没当回事。可这屋里坐着的人,天天用的也是缸子。
下午三点,市三院内科三楼。范江海去的时候没带人。
走廊里有股味,药水混着饭。他走到第三间门口,往里看了一眼。谭世昌靠床坐着,手背上扎着针。他儿子趴在床沿上睡着了,棉袄没脱,袖口上沾着泥。
“老谭。”
谭世昌抬头,看了两眼才认出来。
“范市长。”他要坐直,被按住了。
“躺着。”
“不敢当。”
“你儿子。”
“建军。”谭世昌说,“钻井队运输上的。请了半个月假。”
床底下塞着一个脸盆,盆里泡着两件衣裳。枕头边上压着一张纸,二指宽,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露着一个角。
“枕头底下是什么。”
谭世昌伸手去摸,摸出来,递过去。
纸上三行字,圆珠笔写的。头一行是日子,第二行是一栏数,第三行是“谭世昌”三个字,写得歪。数那一栏涂了两次,涂成一片蓝。
那一栏涂了两回,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这个名挂在章程上,他连上头那个数都没敢认清。
“这是什么。”
“条子。”谭世昌说,“公司头一年给我的。我不识几个字,那一栏的数我写了三回。”
“你写的是多少。”
“我瞎写的。”谭世昌说,“范市长,我这个名不值钱。”
范江海把纸还过去。谭世昌没接,就着他的手看了一眼,把手缩回被子里。
“范市长,我求你一件事。”
“说。”
“建军在钻井队待了六年,他媳妇在市里。”谭世昌说,“能不能把他调回来。”
“行。”
“我这个名——”
“挂着。”
“范市长,我这个名还能挂多久。”
“挂着。”范江海又说了一遍。
他转身的时候,谭世昌在后头说了一句。
“范市长,钱我不要了。我就要他回来。”
范江海没回头。
他没回头,是因为那句话他没法接。一个六十岁的老头躺在病床上,把名借给他,把命押在上头,到头来只要儿子回来——这一句,比讨债还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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