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早上，柏向南买了三份省报。报纸是新印的，油墨味压不住。
二版头条是别的东西：一条三百字的会议消息，配了照片，照片上也是台上的几个人。原来那个位置排得满满的，看不出空。
上午十点，收发室送来一个信封，右下角印着两个字：省报。
里头没有信纸，只有一张小样。
纸很薄，透着光。上头的字是铅排的，一行一行。标题上一道红笔，一笔到底，把纸划破了一点。红笔旁边一个小字：撤。
范江海看了两遍。上回那一横压在标题上，这一横从标题一直压到正文第三行。
这一次，划得更狠。
“这回咱们递话没有。”
“没有。”柏向南说，“上月递过一次，这月没递。”
“谁办的。”
“不知道。”柏向南说，“老周退了以后，稿子过方编辑的手。”
“稿子呢。”
“退到记者站了。”柏向南说，“三张纸，折了一道，装在一个白信封里。”
“信封上写什么。”
“一个字没有。”柏向南说，“连个签条都没夹。”
他把那张小样拿起来，对着窗户看了一会儿。
他把中间那个抽屉拉开。抽屉里是那本账本，牛皮纸皮，边角磨白了。小样压上去，苏念留下的那张纸也压上去。台历底下还压着打字室那张复写纸，上头的字反着。
钥匙转了半圈，锁舌咔了一声。
这些纸，一张比一张薄，可压在一起，就成了他的命根子。
过了两天，柏向南拿着一张纸进来。
“记者站换人了。”
“换谁。”
“省报派的，二十七。”柏向南说，“前天到的，昨天上的班。”
“苏念呢。”
“调回编辑部，编资料。”柏向南说，“旧报订成册，一册一册编，一张卡片一个条目。一天抄多少没人管。”
没人管——这三个字，比处分还难受。说白了，这是把人调到一间不问事的屋里，让她一天一天地熬。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年秋天。”柏向南说，“老周打的报告，报了三回。”
“调令哪天下的。”
“昨天。”
“谁办的。”
“老周。”柏向南说，“老周今年二月退了，退了还替她跑了一趟。”
“记者站那个柜子呢。”
“昨天下午清的。”柏向南说，“两本草稿，一沓剪报，装箱送回来了。柜子里那份抄件没找着。”
“没找着。”
“清柜子的是报社两个人。”柏向南说，“有人讲那天下午在锅炉房那边见过一个白信封。”
范江海没说话。
“窗台上那盆蒜苗。”他说。
“还在老地方。”柏向南说，“她走那天没浇水，叶子蔫了一半。”
“她说什么没有。”
“她在站里收拾到天黑，钥匙交了。”柏向南说，“走到门口，跟门卫说了一句。”
“说什么。”
“她说，麻烦您把窗台那盆蒜苗挪到太阳底下。”
一个查了他四个月的人，临走只托人挪一盆蒜苗。这一句话，比稿子还扎人，扎在他胸口上，喘不上气。
那天晚上他回家晚。家属楼五层，三楼的灯坏了，黑着半截。
王秀芹在灯下算账。本子摊开，铅笔搁在页边上。脚边是那个铁盒，盖着，上头一把小锁。
“回来了。”
“嗯。”
“吃了没有。”
“吃了。”
她一行一行往下写，写完了才抬头。
“苏念的稿子。”
“压了。”
“压的是哪一笔。”
“北街那九亩。”
王秀芹把铅笔搁下。
“前年四月我说过一句话。”
“你说过。”
“头一个查的是我。”
她把本子翻回去，手指按在一行字上。那一行是她写的：江梅承包北街九亩，一九八九年四月。
“这回她查着了我。”
“嗯。”
“你打算怎么办。”
“已经办了。”
王秀芹看了他一会儿，把本子翻回最后一页。
“这一笔怎么写。”
“你说。”
她拿起铅笔，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十年前那一回，出那一栏我写的是你。”她说，“这回我不写你。”
她写了两个字。
范江海伸手要把本子转过来。她把本子合上，两只手压在上头。
“我写的她的名。”王秀芹说，“记在这儿，就是记账。”
十年前那一页上，她记的是他的名。这一页上，她把别人推到了前头——她是在拿这一页纸，替他挡一刀。
“记谁的账。”
“我不管记谁的账。”她说，“本子上有个名，往后就有人认。”
屋里静了一会儿。暖气管在墙里响了一声。
范江海把外衣挂在椅背上，没答。
“她手里的东西呢。”王秀芹说。
“在记者站。”
“你见着了没有。”
“没有。”
“那就是还有。”她说。
她把铅笔在指头上转了半圈，笔尖朝下，搁回页边。屋里那盏灯暗，她的影子压在账本上，压得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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