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改了。送上来的那一张,蓝线从旧礼堂山墙那儿断掉,断口用铅笔接上去,接得一歪。
撒白灰那天,去的是市建委两个小工。陆秉义没去。
过了三天,免职的纸下来了。他去城西苗圃,管五个人,两千多棵树苗。走那天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后架上捆着图筒,图太长,一头拖在地上,蹭着泥。出大门的时候门卫拦了他一下,说要开张条子。他站在门口等了半个钟头,条子是柏向南送下来的。纸是严铁鹰送去的,送到就回来了,一个字没说。他老婆在市一中管仓库。那阵子她往市局递过一份调动报告,压了两个月,退了回去。
一张图上的叉,换来了两口子的调令。这一笔算下来,他一个人扛了两个人的活路。
走以前他把桌底下十四年的底图抱出来,摞在车后座上,用绳子勒了三道。他又围到临街那一溜空地上站了一会儿,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什么也没说,然后推着车走了。
十四年的图,勒了三道绳子,捆在一辆借来的车上。他站那一会儿,心里头不是舍不得,是怕这九亩地将来没人替它站着。
报价是四月二十七号开的。三家同一天,在市政府三楼。省建工三处报的数最高,拿走三十八亩。南边来的那家报得也不低,可钱要分两回付,市里没应。市二建报得最低,散会就有人走了,楼梯上脚步很响。三处那个戴眼镜的当场在图下角签了字,笔是新蘸的,字很粗。
同一天,平房那十九户的安置也有了说法。市里没房,最后是市局农场那栋停了的宿舍楼,二十套让出来。
有一户不搬。老太太七十六。儿子在市局车队开车,门口摆着两个坛子。她说里头的萝卜是腌了三年的,坛子搬不动。她坐在门槛上择了一下午菜,谁劝都不起来。第二天早上,去的是严铁鹰。他在院门口站了一刻钟,没进门,也没说话。当天下午,坛子让车队的两个人抬上了车,老太太被扶进驾驶室。第三个坛子裂了一道口子,萝卜撒在道牙子上,扫街的扫走了。
说白了,老太太护的不是那两口坛子。她是要在自己守了一辈子的门槛上,最后一个说“不”的人。
祝广林是第二天来过磅的。他在库房站了一会儿,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一张起毛的纸,纸角上油印的字都模糊了。他那张纸上排的是名次,去年念到十七,今年念到二十三。
“范局长,那楼还盖不盖。”
“盖。”
“哪年。”
范江海没答。祝广林把那张纸折起来,折成四折,塞回兜里。他低头过磅的时候,秤杆晃了两下才平。
那两下晃,晃的是他心里头那点没落地的指望。
四月底,江梅把场子挪进城。拖拉机停在旧礼堂的山墙底下,斗里装着工具、一领苇席、半袋干粮。
她从斗里摸出半块砖,青的,一头磨圆了。那是北山场子上压砂垛苇席用的,压了三年。
她走到靠烟囱那一头,蹲下,用手刨了一个坑,把砖放平,埋上土,用脚踩实。
“埋这个干什么。”一个卸料的问。
“压席子。”她说。
砖埋在土里,压不住席子。她压的是自己那口气——这块地,她总算站住了。
那天晚上范江海回家晚。王秀芹在灯下算账,本子摊开,铅笔搁在页边上。
“江梅那九亩,签了。”
“签了。”
“承包费一年三百六。”
“嗯。”
“这钱我出。”王秀芹说,“铁盒里的。”
她数出钱,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她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江梅承包北街九亩,一九八九年四月。
“市政那边要收据。”她说,“收据上写谁的名。”
“写你。”
“写我,就是我出的钱。”王秀芹说,“往后江梅挣了,是她的;赔了,人家找的是我。”
“不会赔。”
“地上的买卖,谁都说不准。”她说,“你下午让严铁鹰去了车队那家。”
“去了。”
“坛子裂了。”
“嗯。”
写完她又在本子上添了一行,记在“出”那一栏。铅笔尖很尖,写完纸上有印子。
“江海,我问一句。”
“问。”
“这九亩,钱从我手里出,名在我名下。”她说,“将来有人查账,头一个查的是我。”
范江海把外衣挂在椅背上,没答。
他没答,是因为这句话他答不了。她替他把钱垫出去,把名担下来,把将来那一份罪也提前认下了——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替他这么算账。
第二天上午,柏向南拿着一张纸进来。
“范局长,市政府那边有个事。”
“说。”
“这个月市里往省里报的挂号信,十四封。”柏向南说,“有一封是用市政府的信纸写的,三张纸。寄件人那一栏写的是汉江市人民政府。”
“信里写的什么。”
“看不见。”柏向南说,“打字室那台机子上,有一张复写纸没抽出来。”
“上头有字。”
“反的。”柏向南说,“我就认得两个词。一个是临街,一个是九亩。”
范江海把那张纸看了一遍。上头的字一个个都是反的,横竖对着。
“谁打的。”
“打字室那台机子,谁都能用。”
“谁递的。”
“不知道。”柏向南说,“收发室登记本上那一栏是空的。送信的是个生脸,门卫没拦。”
“查不查。”
“先不查。”范江海把那张纸折起来,压在台历底下,“那张复写纸,收着。”
柏向南出去了。窗外那片地上还没有楼。白灰线还在,拖拉机进去过几回,车辙从线上压过去,压断了一截。江梅埋的那半块砖在土里,上头什么也看不见。
反着打的字,早晚要正过来看。他哪儿知道,这一张薄纸,日后会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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