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北岭省汉江市石油管理局。
“这串钥匙我给谁。”
汤广福把一串钥匙搁在桌上，铜碰木头，响了一声。
他五十一岁，在市局办公室坐了十九年，秘书的活兼了十一个月。今天他没穿制服，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
“给我。”范江海说。
“范局长，我问一句。”
“问。”
“是我哪件事办坏了。”
“没有。”
“那是哪一句话。”
“你兼了十一个月。”范江海说，“你没有哪件事办坏。”
汤广福站着，手指在裤缝上动了一下。
“那为什么换我。”
“你不是被罚。”范江海说，“我这儿要一个人，天天在本子上写字。你写不了。”
“我懂了。”他说。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轻。十九年，一句话就完了。说白了，这年头干事，光干得好不算，还得有个本子接得住；接不住的，干得再苦，也没人替你说话。
“你要什么。”
汤广福想了一会儿。
“我儿子在车队，开那台旧解放。”他说，“想转正。不用提干，转正就成。”
“我说一句话，他就转正。”范江海说，“往后他在车队，谁见了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
“那是我儿子的事。”
汤广福的儿子叫汤永年，二十四，高中毕业进的车队，开那台一九七二年的旧解放，车门上掉了一块漆。去年秋天他倒车撞歪了后视镜，车队让他赔三块二，从工资里扣了两个月。
三块二的账，扣了两个月——这一家人过得什么日子，全在这两个月的工资里头。
“你回去问他。他要这个，还是要别的。”
汤广福把椅背上那件大衣拿下来，走到门口，停住。
“还有一样。”他说，“我那个抽屉里，有个本子。”
本子是硬壳的，牛皮纸面，外头包了两层报纸。汤广福两只手捧上来，搁在桌上。
“兼了十一个月，记了十一个月。”他说，“您看一眼。”
范江海翻了两页。字小，一行一行挤着，日期、人名、谁说了什么。第三页上有一行：沈老在车上说，这一摊要的人，得是能守住的。
范江海把本子合上。
“这一本是谁的。”
“局里的。”汤广福说，“我拿的是局里的纸。”
“局里的本子，搁局里的柜。”
“不搁我这儿了。”
“不搁。”
汤广福把本子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
“要不我拿去烧了。”
“你自己看。”
“烧了干净。”
楼下院里有个铁皮桶，原先装水泥，桶底裂了一条缝。汤广福蹲在桶边，一页一页撕，撕一页点一页。烟不大，纸卷着，黑边往上翻。
十一个月的字，一张一张从他手里灭了。
柏向南在三楼窗边站着，看了一刻钟。
他数过页数。撕到第三十几页的时候，汤广福的手停了一下。他把那一页看了两遍，撕下来，折成四折，塞进褂子内兜。剩下的接着烧。
烧到最后，他还是舍不得。那不是纸，那是他这十一个月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灰在桶里积了一层，风一吹，贴着地皮跑。院角那几车砖上头压的苇席还掀着一角，从秋天掀到现在。
柏向南是十二月头一天到岗的。
他三十一岁，宁川县人。他爹在乡下生产队当会计，记工分记了二十几年，账上错一笔，赔过半年工分。柏向南一九七五年在农场当文书，抄文件抄了三年，抄完自己校两遍。后来调到市局办公室，管文件收发，兼着跟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他把会上的一句话传给了人。会上说“再看看”，他传成了“定了”。农场一个姓谷的技术员停了半年职，他老婆抱着孩子在办公室门口坐过三个下午，第三个下午下了雨。
一句话传错，一个人的半年就没了。这三个下午的雨，柏向南记了九年。
那件事他记在本子第一页，只有一行：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谷，话是我传错的。
从第二页起，他记别人的事。名字、日期、原话。不写自己的看法，不写“大约”“可能”。一句话谁说的，他就写谁。
办公室报上来两个名字。另一个是转业兵，二十八岁，字写得好，见谁都先笑。范江海把那个名字划了。
“他哪儿不合适。”主任问。
“他见谁都先笑。”
范江海看过柏向南半个月里送上来的三张纸。纸上的字没有一处添改。
“本子怎么记。”范江海问。
“局里的事，记在局里的本上。”柏向南说。
“你自己那本呢。”
柏向南没答上来。
“你自己那本，别搁办公桌抽屉。”范江海说，“拿回家。”
“记什么。”
“你记你的。”
柏向南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了。门带得很轻，锁舌没响。
门这一声轻，是给往后二十几年开了个头。他自己拿回家写的那个本子，最后一页，将来要用来记他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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