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家里。
桌上摆着一只纸包，还有一张信纸，纸头上印着汇通物资四个字。信纸中间空着一行。
“嫂子，就写个名。”江涛说，“不用你出钱，不用你出面。名字写上，你算一份。”
王秀芹把信纸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写名就有份。”她说，“有份就得担。”
“担什么。”江涛笑，“嫂子，这公司办得干干净净。”
“你哥那三行字，你念了没有。”
“念了。”
“第二行是什么。”
江涛的笑停在脸上。他把信纸拿回来，对折，再对折。
“嫂子，你跟我哥一个说法。”
“我不是你哥。”王秀芹说，“我是记账的。”
她把账本翻开，铅笔削得很短。这一页上头没有数目，只有几行字。
那本账范江海见过三年。头一页上写着两斤盐、一块肥皂，字很正。往后越写越密，写到最后，一页上常常只剩下日期和名字。
她添了一行，写完把笔搁下，笔尖朝着灯。
“写的是什么。”
“日期。”她说，“今天江涛来过。”
江涛把纸包推过去。“这是头一个月的。”
“拿回去。”
“嫂子——”
“你哥回来了你自己给他。”
江涛把纸包收回兜里。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本账。
“嫂子，那年娘拿笤帚打我，我哥把我挡在他后头。”他说，“这事我记了三十年。”
王秀芹没抬头。
她不是不心软。可她手里那支铅笔在这本账上记了二十一年，记过钱，记过面子，也记过人情——名字一落纸，就成了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谁手上，得算清楚。
夜里范江海回来。王秀芹把信纸给他。
“他让我签名。”
“签了没有。”
“没有。”
范江海把信纸看完，搁在桌上。
“以后他来，让他把东西放门房。”
“你不问那纸包里是多少。”
“不问。”
不问，是他心里头早就掂出来了。那纸包不论多少，都是往他衣兜里塞的一把火，只要一伸手，就再也说不清。
王秀芹看了他一会儿，把信纸折起来，夹进账本最后一页。
“这一页前头写的是日期。”她说，“今天多了一张纸。”
十一月中，严铁鹰来了。
他进市局快五个月，制服换了新的，肩上的线还没压平。他站在桌子那头，不坐。
“哥，汇通的车要进井场。”
“拦。”
“门岗问，见着章放不放。”
“见着章也不放。”范江海说，“井场是市局的井场。”
严铁鹰应了一声，转身走了。他下楼的时候脚步不快。
汇通的车是绿皮的，车头刷两个白漆字，车门上没有字。头一回来两辆，装河砂，停在离门岗二十步的地方，司机下来递烟。门岗是新调来的老头，不抽烟，把烟推回去，抬手放行。第二天又来四辆，司机手里多了一张单子。老头把单子看了两遍，还是抬手。
过了三天，柏向南进来收茶杯的时候说了一句。
“供应站把祝广林挪到库房了。过磅。”
“谁挪的。”
“站里自己定的。”柏向南说，“他女儿那张招工表压在人事上，上礼拜退回来了。”
范江海把茶杯盖上。
“知道了。”
“门岗那个老头，要不要换。”柏向南问。
“不用换。”范江海说，“他不是不拦。”
说白了，一个看门的老头，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他抬手放行，不是不认得规矩，是认得一家人的饭碗。
柏向南把这一句记在本子上，写完把本子合上。
十一月底，柏向南送来一张抄件。
郝有德写的，钢笔，六行。单位那一栏四个字：汇通物资。品名砂石，六百方，用处井场垫方。底下盖的是供应站的章。
范江海从头看到尾。他把抄件捏在手里，拉开最底下那个抽屉。
最里头是一个边角磨白的信封，一张作业本纸，半截铅笔。上头压着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洗白的制服褂子，领口系着。
他把抄件放在照片上头，摆平，抽屉推回去，钥匙转了半圈。
“这章谁签的。”
“蒋副站长。”柏向南说，“他说是局里打过招呼。”
“谁打的招呼。”
柏向南的笔停了一下。
“上礼拜严科长去了供应站一趟。坐了一刻钟。”
一刻钟，就把一张纸上的规矩全抹平了。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这个人是他要来的，这一趟是他没料到的。
那天夜里江涛又来了。他没进门，站在门房里，把账本交给王秀芹，纸包搁在窗台上。范江海下楼的时候，他站在灯底下。
“哥。”
“头一笔做的什么。”
“垫井场的砂石。”
“谁的井场。”
江涛把手插进兜里，又拿出来。
“哥，咱自己家的。”
范江海没说话。楼道里的灯灭了一层。
“料进场了没有。”他问。
“昨天进的。”江涛说，“六百方。”
“江涛。”
“哥，那三行字我记着。”江涛说，“第二行我也记着。可这一笔字不是我签的。”
门房窗台上那个纸包还在，用报纸裹着，四四方方。谁也没碰。
他说得对，字确实不是他签的。可范江海心里头透亮：这一笔，早晚要算在他头上，一分都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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