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北岭省汉江市石油管理局。
八点整,局务会开了。长桌两边二十六把椅子,坐了二十四把。靠门那一头空着一把。
空着的那把椅子,是留给晚来的人的。
八点二十二,门响了。郝有德进来,手里端着搪瓷缸子。他把缸子往桌上一顿,盖沿磕出一声,茶水泼出来一点,顺着桌缝淌下去。
“来晚了。”他说,“路上堵。”
这一顿缸子不是失手。缸子往桌上一顿,就是让屋里人都抬起头。
没人接。他把椅子往后拖了半尺,坐下。
“开吧。”
范江海翻开本子。
“三月十七,器材公司出库油管七十六根。”他说,“昨天夜里点的库,六十一根。”
郝有德端起缸子,吹了一下,水面上浮着两片茶叶。
“那批管子,我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么记的。”
“怎么记的。”
“借出去十五根。”郝有德说,“南片两个井队拿去用的,条子在,下个月还。”
“谁的条子。”
“我的。”
“条子在哪儿。”
“我抽屉里。”郝有德喝了一口,“范局长,要不要现在就去拿。”
现在就去拿。这一句话是顶着来的:要查,你现在就动。
“不用。”范江海说,“我再问一件。去年报废的那台车床,局里批了,厂里没收到。废铁卖给了谁。”
“卖了。”郝有德说,“卖的钱给科里买的电扇、暖瓶,还有两把椅子。账上有。”
“账上有。”范江海说,“拿来我看看。”
郝有德把缸子放下。他抬起脸,看着桌子那一头。他的头发往一边梳,梳得很整齐,眉毛是白的。
“小范。”他说,“你从宁川来。宁川那院里的会,我也听说了。”
一声“小范”,把岁数和资历都摆到桌面上了。
屋里二十几个头都低下去了。
“有个从省城来的人,走到车站又折回去,在院门口说了一句话。”郝有德说,“他说,四十一岁,进这个院才十几年。他说这个位子轮不到他。”
他把两只手摊在桌面上。
“这话不是他一个人想的。”他说,“这屋里二十几个人,一半是这么想的。你信不信。”
没人说话。
这屋里二十几个人,一半低着头,一半看着桌子。没人接,也没人驳——不接话,本身就是话。
“我在这个院二十二年。”郝有德说,“你进这个院十三个月。你要查账,从一九七五年查起,我陪你查到退休那天。”
他靠回椅背上。
“查完了咱再看,谁在这儿坐着。”
这一句是明摆着的:查得下去,位子就换人;查不下去,椅子还是他坐的那把。
范江海把钢笔帽拧开。
“李科长。”
财务科那边椅子响了一下。
“报废车床那笔钱,账上走的什么名目。”
“我……”
“你查。”
“得回去翻。”李科长说,“郝局长那几年的账,不在我这一摊上。”
不在我这一摊上。这一句推得干净,也露出了底:账是分开放的。
郝有德把缸子端起来,又放下。
“不在他那摊。”他说,“范局长,你这屋里,坐了一半不在他这摊上的人。”
“郝有德。”范江海说,“你分管的还有车队。”
“有。”
“车队的油,一个月报多少。”
“你让我查,我就查。”郝有德说,“你问一件,我答一件。今天我答得完,明天我问谁。”
“明天我问别人。”
“那就问。”郝有德把两只手从桌上收回去,搭在膝盖上,“你问一句,我答一句。这屋里没有一个人会替我说第二句。”
这屋里没有一个人会替我说第二句。这话说得凉:坐了一屋子人,没一个是他的帮手。
他说完这句,屋里更静了。灯管响了一声。
郝有德又把缸子端起来。
“还有一件,我问你。”
“你说。”
“农场今年上半年的转正指标,你扣着。”他说,“名单上头一行是曲家那孩子。老曲在宁川给你写过三回信。”
“写过。”
“你扣着。”
“我扣着。”
这三个字认得干脆。认了,就没有退路。
郝有德看了他一会儿,把缸子放下,没再喝。
“行。”他说,“那我今天就去农场,看看那孩子喂的猪。”
昨天夜里十点二十,家里的灯还亮着。
王秀芹在桌边算账,铅笔削得很短。账本摊着,翻在最后一页,页角卷起来。
“器材公司的事,你要动了。”
“你听谁说的。”
“你昨天晚上翻本子翻到一点。”她说,“你翻的是器材那几年的数。”
她把铅笔搁下,笔尖朝着灯。
“江海,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你要动,就一次动到底。”王秀芹说,“打到一半的,比不打的死得早。”
打到一半的,比不打的死得早。这句话,是一个记了二十来年账的女人,从一个又一个倒下去的人身上看出来的。
范江海没说话。
“他今年五十八。”她说,“他再熬一年十个月就退。你把他挪一下,他一个月少十一块五。这笔账他记一辈子。”
“你今天见他家里人了。”
“上午在药房碰见他老伴。”王秀芹说,“她拿的是降压的药,一个月八块六。她问我,新局长什么时候来。我说早来了。”
八块六的药,他还得吃一年十个月。这笔账,跟她男人要动的事,正压在同一张桌上。
范江海站着没动。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那我记谁的。”
“你记你的。”王秀芹说,“你别记他的。他记不记,跟你没关系。”
你别记他的。这话是替他松绑,也是替他划界。
她把账本翻回去,另起一行,写了一行字。写完她看了看,没合本子。
“明天的会,”她说,“我等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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