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四月，北岭省汉江市。
“这个书包谁给的。”
儿子站在门口，没往里走。他怀里抱着个书包，帆布的，新的，两个铁扣亮着。
“同学。”
“哪个同学。”
“赵永强。”
“他爸干什么的。”
儿子想了一下。
“二轻局的。”
王秀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过去，把书包从他怀里拿下来，搁在饭桌上。书包落桌的时候响了一声，里头有东西。
“都掏出来。”
儿子站着没动。
“掏。”
儿子走过去，把书包翻过来，一件一件往外拿。
一个铁皮铅笔盒。一个卷笔刀，兔子形状的。一盒十二色彩笔，纸套还没拆。两本塑料皮的本子。一支钢笔，铜笔帽。还有一袋糖，塑料袋装着，袋口扎了个结。
东西摆了半张桌子。
一个新书包，一套新文具，搁在十二岁的孩子手里，是甜。搁在这张饭桌上，就是一份账。
王秀芹一件一件看。不快，也不慢。
“赵永强为什么给你。”
“他说是他爸让给的。”
“他爸让给的。”王秀芹说，“他爸见过你吗。”
“见过一回。”
“在哪儿。”
“上个月，在楼下。他开车来的。”
王秀芹把手从围裙上拿下来。
“你收了。”
“嗯。”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儿子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我以为能给。”
以为能给。孩子不知道，这世上最难还的东西，就是人家笑着送到手里的。
范江海推门进来，看见的就是这一桌。
“这是怎么个事。”
他把外衣挂在椅背上，走到桌边，伸手把那个卷笔刀拿起来。兔子耳朵上有个孔，笔从那儿塞进去，转两下就出来了。
他拧了两下。木屑从兔子后头掉出来，一小卷一小卷的，落在桌上。
“好玩。”他说。
他把卷笔刀放回去，看着儿子。
“都谁给的。”
“赵永强给的书包。”儿子说，“李伟给的铅笔盒。王建给的本子。刘小东给的糖。”
“钢笔呢。”
“周涛的。”
“彩笔。”
“也是周涛的。”
“六个人。”范江海说，“你班上多少人。”
“四十二个。”
“四十二个里头，六个给你东西。”他说，“剩下三十六个呢。”
“他们没给。”
剩下三十六个，不是不知道，是家里没人当官。
儿子今年十二，在局子弟小学念五年级。他的铅笔盒是铁的，用了两年，盒盖上的漆掉了一块，铅笔头上咬出一圈牙印。
范江海笑了一下。他拉过凳子坐下，两条腿叉开，手肘架在膝盖上。
“赵永强他爸，干什么的。”
“二轻局管后勤的。”
“李伟他爸。”
“房管所的。”
“周涛他爸。”
“供销社的。”
“你班上，谁他爸最大。”
儿子想都没想。
“孙小亮。他爸是区里的。”
“他给你东西没有。”
“给过一块橡皮。”儿子说，“我妈让我还了。”
范江海看了王秀芹一眼。
王秀芹站在门边上，两只手放在身前。
一块橡皮都要还。这个女人教孩子的规矩，比她记账还细。
“你记性比爸好。”范江海说，“我十二岁的时候，记不住村里谁家有几亩地。”
他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夹在指头上，没点。
“你听我说一句。”他说，“拿东西的不算本事，给东西的才算。人家给你一根笔，你手上就欠着一根笔。往后你别管东西，你管给东西的人。”
这话是教儿子，也是他自己的活法。他一辈子琢磨的，就是给东西的人。
儿子点头。
“赵永强跟你说过别的没有。”
儿子抬起头。
“他说他爸想请您吃顿饭。”
“什么时候说的。”
“上礼拜三。”
“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回去问问我爸。”
范江海把那根烟在指头上转了一圈。
“你回他一句。”他说，“饭不吃了。事我看看。”
“看看是办还是不办。”
“看看就是看看。”
看看就是看看。这一句含糊话，孩子听不明白，可送东西的人一听就懂：门没关死。
儿子应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
“回来。”范江海说。
儿子站住。
“以后你要什么，跟爸说。”
儿子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这两个字答得痛快。痛快得让人心里头不踏实——爹这一句“什么都行”，底下垫着的是什么，孩子还不知道。
儿子进屋了。门帘落下来，帘子后头的铅笔响起来。
王秀芹还站在门边，手没动。
晚饭是面条。三个人一张桌。
儿子吃完就进屋了。王秀芹收碗，碗在水里响了几声。她擦干手，走过来，把一个本子放在范江海面前。
本子摊开，是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画了两栏。左边一栏上头写着一个字，收。右边一栏上头写着一个字，出。
出那一栏空着。
收那一栏底下六行字，铅笔写的，一笔一笔，写得很大，一格占一个字。头一行是赵永强，后头跟着书包一个。往下是李伟，铅笔盒一个。第六行是刘小东，糖一袋。
每一行末尾，画了一个小圈。
范江海把本子端起来。那六行字写得别扭，盒字少一横，袋字底下写成了木。
“他什么时候写的。”
“不知道。”王秀芹说，“我今天翻他书包，翻出来的。”
“这圈是什么。”
王秀芹没答。
她把本子拿回去，翻到前一页，又翻回来。两个指头按在头一个圈上，按了一会儿。
“我记账，写完一笔，后头画个圈。”她说。
范江海看着那六个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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