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三月，北岭省汉江市石油管理局。
开春以前，王秀芹带着两个孩子搬了下来。局里在家属院给了三间屋，闺女转到城北中学，还是住校；儿子进了局子弟小学，五年级二班。
“范局长，您儿子在楼下。”
柏向南手里还捏着话筒。
范江海把笔搁下。
“哪个楼下。”
“传达室窗户底下。”柏向南说，“站了二十分钟了。传达室老赵上来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
“老赵说，他袖子撕了。”
范江海下楼。
儿子背靠着传达室的墙站着，两只脚并着。棉袄右边那只袖子，从腋下撕到胳膊肘，一撮棉花翻在外头。他手里捏着那个铁铅笔盒，盒盖瘪进去一角，合不上了。
那撮棉花翻在外头，一撮白。孩子站在墙根底下不进来，是怕人看见这一身。
“谁打的。”
“没人打。”
“袖子谁撕的。”
“我自己。”
范江海看了他一会儿。脸上有一道印子，从颧骨擦到下巴，红的，是蹭的。
“跟我上来。”
办公室里，他倒了一杯水搁在桌上。儿子没喝。
“吃饭没有。”
“没有。”
“站了多久。”
“两节课。”
“谁让你站的。”
“韩老师。”
“为什么。”
儿子低头看鞋。鞋尖上一块泥，干了，裂着。
“我抓了邢勇的脸。”
“他先动的手。”
“嗯。”
“他为什么打你。”
儿子不说了。
不说了。这一句不往下说，这里头的事就明摆着了：人家骂的不是他，是他爹。
范江海把铅笔盒拿过来。盒盖上那块漆去年就掉了一块，这回连底下的铁皮也折了。他拿两只手掰，掰不回来。他把盒盖合上，合不严，缝里能看见半截铅笔头，笔头上咬出一圈牙印。
牙印一圈一圈，那是孩子在座位上咬着笔坐了两节课。
“哭了没有。”
“没有。”
“好。”
他让柏向南去食堂打了一份饭。白菜、粉条，两个馒头。儿子吃了两碗。他站在窗户边上看着，一句没问。
下午一点半，柏向南回来了，本子夹在胳膊底下。
“范局长，问清了，五年级二班。”
“打人的。”
“同班的，叫邢勇，十五了，留过两级，比他高半个头。”
“他爸。”
“邢守业。学校木工房的，临时工，去年冬天来的。”
“老师。”
“班主任韩玉梅，二十五。师范毕业的，前年分来的，家在三十里铺。”
“起因。”
“课间，邢勇抢他的铅笔盒，拿到操场上当球踢。他抢回来，抓了邢勇脸上一道。”柏向南翻了一页，“韩老师进教室，看见的是邢勇捂着脸。”
“她怎么处理的。”
“让他到后头站着，站了两节课。”柏向南说，“还说了一句，让他明天叫家长来。”
“叫谁。”
“叫您。”
叫您。这两个字搁下来，意思就两样：要么是叫家长来管教孩子，要么是叫当爹的来露一面。
范江海没出声。
“班上还有几个孩子，给他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
“县疙瘩。”
“谁起的。”
“没问出来。”
“曹校长下午几点来。”
“三点。”柏向南说，“他上礼拜就约下了。”
“为什么事。”
“西头那栋楼。1964年盖的教学楼，墙上裂到三层了。”柏向南把桌上那份报告往前推，“第三回报了，前两回都没出教育处。第三页上是钱数。”
报了第三回。前两回连教育处的门都没出去，这一回是绕过门，直接递到当家的桌上。
范江海把报告拿起来，翻到第三页。数目写了两行，底下跟着三栏，一栏砖，一栏水泥，一栏运费。
“车呢。”
“他们要局里出两台车，拉一个礼拜。”
他把报告合上，搁回原处。
三点整，曹校长来了。
五十多岁，蓝咔叽中山装，袖口磨白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卷图纸。进门先笑。
“范局长，我长话短说。”
他讲了二十五分钟。
西头那栋楼，三层，十二间教室。裂缝从一楼砌到三楼，最宽的地方能塞进去一个指头。去年腊月最冷那几天，五年级在楼里上课，学生穿着大衣写字，手冻得不听使唤。学校报了三回。
“钱我们自己凑了一半。”曹校长说，“砖和水泥，我托了人。就想请局里把那一半拨下来，再出两台车。”
范江海一直听着。他摸出烟，抽了一根点上，烟灰落在图纸角上，他用指头掸掉了。
曹校长说完了，两只手按在图纸上，等着。
“曹校长。”
“哎。”
“五年级二班在哪个楼。”
曹校长愣了。
“东头。平房。”
“西头那个楼，今年冬天我不签。”
墙上那只钟走了一格。曹校长的手从图纸上拿开，先看他的脸，又低头看图纸。
这一句话，等于把一栋楼的钱压下来了。压下来的不是砖和水泥，是十几个班的孩子过冬。
“范局长。”他说，“是不是我们学校，哪儿没做好。”
“我儿子在五年级二班。今天在后头站了两节课。”
曹校长的汗下来了。他没擦。他站起来，把腰弯了下去。
“是我们的错。”
“你回去。”
“是。”
他把图纸卷起来，卷了三回，没卷齐。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范局长，那位老师……”
“哪个老师。”
“没有。”
曹校长走了。
一个字都没敢往下说。他来要的是一半的钱和两台车，末了什么也没要到，还把话说吞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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