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是后半夜两点十分。
楼道里黑着，他摸着上了三楼。门没插。
王秀芹在灯下坐着，本子摊开，铅笔搁在页边上。脚边放着那个铁盒。
“回来了。”
“嗯。”
“锅里有热水。”
他把棉袄挂在椅背上，没脱鞋。
“他签了没有。”
“还没。”范江海说，“明早七点。”
王秀芹把铅笔拿起来，在纸上写了一行。写完，她把那一行划了。
写了一行，又划了。这一行她拿不准该记什么。
“你今天晚上，本来是去睡觉的。”
“嗯。”
“江海。”
“嗯。”
“他多大。”
“五十九。”
她把铅笔搁下。
“五十九的人，自己写自己。”她说，“早十年，这种事得你自己动手。”
这话不是怨，是实情。范江海没说话。
“上回他家那两斤鸡蛋，我还没还。”
“不用还。”
“账上是欠的。”她说，“欠着就得记。”
里屋的床响了一声。闺女趿着鞋出来倒水，十五了，比他高半个头，头发翘着。
“爸。”
“嗯。”
“楼下搁着一箱橘子，昨天下午送来的。箱子放在楼梯口，没留名字，也没条子。”
“谁看见的。”
“我回来就看见了。”闺女说，“妈说等你回来再说。”
范江海看了王秀芹一眼。
“吃。”他说。
闺女倒完水进去了。王秀芹把本子翻开，翻到新的一页，先写了一行，才抬头。
“四十个。”她说，“我数过。”
“数它干什么。”
“记上得有个数。”她说，“欠着就得记。”
“本子上今天这一笔。”
“什么。”
“进，还是出。”
范江海看着那个铁盒。
“出。”
“那我自己写。”她说，“不用你写。”
“出”这一个字定下来，这箱橘子就成账上的东西了。收了不算人情，算账。
她把本子放进铁盒，盖上，上了小锁。锁上以后，她弯下腰把铁盒往脚边推了推，两只手在膝盖上擦了一下。
七点差十分，柏向南敲门。
“范书记，纸送来了。”
一张横格纸，从本子上撕的，边不齐。头一行一个名字。第二行六个字，本人不再列入。字很大，一格一格写的。底下签名那一横划得很短，最后一笔往上挑。
字写得大，一格一格，最后一笔往上挑——那是写惯了报告的手。范江海看着那张纸，心里头沉：这六个字是人家自己一笔一笔落下的。
“他说话没有。”
“说了一句。”柏向南说，“他说，让范书记看一眼，不用回。”
范江海把纸看了两遍，递回去。
“送上去。”
“是。”
上午九点四十，电话来了。柏向南接的，听完把话筒搁下。
“名单过了。”
“头一行呢。”
“头一行去了名字。”
“市里那边呢。”
“没别的动静。”柏向南说，“下午要来个人，说是了解情况。”
“让他了解。”
范江海拉开抽屉。楼下那个信封在最里头，压在账本上，他没拆。他把抽屉推回去，钥匙转了半圈。
信封压在账本上，他没拆。拆了就是看，看了就躲不开。
院子里还在下雪，细的，斜的，落下来不化。他站在窗户跟前看了两分钟。二百四十里外，那口井的铁板上压着两块石头。石头底下有一个烟盒。
中午，老魏上楼，手里捏着一张卡片。
“范书记，邮递员早上送来的。地址写的是县委会。”
“搁这儿。”
老魏把卡片放在桌角，退出去了。
一张明信片。一面印着画，一条江，江上一座桥，桥上站着两个人，天是黄的。
翻过来，上头一格一格写着地址。钢笔字，写得很大，一笔一笔，像是照着抄的。收件人那一行写着：宁川县委会，范江海。
邮戳盖在邮票上，印子发淡，上头的字磨花了一半，认不出是哪儿。
寄件人那一栏空着。
底下那一片地方，本该写字的。
一个字没有。
范江海把明信片举起来，对着窗户。玻璃上的雪化了半扇，光透进来，落在那片空白上。
空白正中间有一个印子。圆的，半个指头那么大，颜色发暗。
他换了个角度。那个印子发亮。
是一片油。
一片油。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这一片空白比写满了字还重：写满了还能回，空着就没处回。
晚上他把明信片带回家。
王秀芹在灯下算账，铅笔削得很短。她把铅笔搁下，伸手接过去，用两个指头捏着边。
“谁的。”
“小满的。”
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翻过去，举到灯底下看了一会儿。
“油。”
“嗯。”
“小满在灶上。”她说，“炒菜的人，手上才有这个。”
范江海没答。
“江海，他要是恨你，他写得出来。”
“他识字不多。”
“他媳妇识字。”王秀芹说，“他是没写。”
他是没写。这四个字，比骂一顿还重。范江海在心里头掂了掂，掂得手心发凉。
“你给他回不回。”
“回什么。”
“回什么都行。”她说，“他那栏是空的，你往哪儿寄。”
她把明信片放在桌上，推过来，两只手放回本子上。
范江海把明信片翻过来，摆正。他伸出大拇指，按在那个印子上。他的指头比那个印子大一圈。他按了一会儿，拿开。
桌上还是那一个印子。
按了半天，按不出第二个。他哪儿知道，这一片空白，往后要在两个人中间搁那么多年。
他把明信片翻过去，正面朝上。江上那座桥，桥上那两个人，天是黄的。
窗外雪还在下。二百四十里外，那口井的铁板上压着两块石头。
石头底下，有一个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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