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一月，宁川县。
“范书记，省城来了电话。”
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手里捏着一张纸条。
“谁打来的。”
“那边没报名字。”柏向南说，“就说沈老住进医院了。病重。”
范江海把钢笔搁下。
“哪家医院。”
“没说。”柏向南说，“号码是总机，我记下来了。”
“打回去。”
电话接通。那边先问单位，再问姓名，然后是一个年轻女声：沈老需要静养，谢绝探视。
“我从宁川来。”
“宁川来的也一样。”
范江海把话筒接过来。
“我是范江海。”
那边停了一下。
“范同志。”女声说，“名单上没有您。”
电话断了。
断得干脆，一个字都没多。范江海手里还捏着话筒，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不是没人接，是名册上那一格里，早没了他的位置。
柏向南把本子摊开，笔尖悬在上头。
“别记。”
“是。”
“明天上午的会挪后。”
“挪几天。”
“不知道。”
晚上九点，他回了家。楼道里换过灯泡，比原先亮。
灯是亮的，可他一级一级上台阶，心里头没跟着亮。楼道能换灯泡，人的路换不了。
王秀芹在灯下算账。牛皮纸本子摊开，铅笔削得很短。
“明天我去省城。”
“看谁。”
“沈怀山。他住院了。”
王秀芹把铅笔搁下，两只手压在本子上。
“他多大岁数了。”
“六十七。”
“那你去。”她说，“带什么。”
“两听罐头。一包桃酥。”
“还有呢。”
范江海没答。
“你内兜里那张纸，带了几年了。”
“八年。”
“上头五个字。”王秀芹说，“你去，是去看他，还是去问他一件事。”
屋里静了一会儿。暖气管在墙里响了一声。
这几句话她问得慢。她心里头透亮：这一趟要是去问事，问的不是人家的话，是人家那口气还剩多少。
“看他。”
“要是看他，东西搁在门口，人就回来。”她说，“要是问事，你就别去。他这个岁数，经不住你问。”
范江海把罐头和桃酥装进一个网兜。网兜是白的，尼龙绳，提手磨起一层毛。
他从内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摊在灯下看了一眼。
一张纸，折成四折，边角软了。铅笔字，五个：别把路走窄。
一九七九年一月，沈怀山跟他说过这句话。他回去抄在一张纸上，压在账本里，后来揣进内兜，揣了八年。
八年了，这五个字他一天没离身，也一天没照着做。
他把纸折回原来的印子，塞回去。
“江海。”
“嗯。”
“到了门口，不管开不开，你明天夜里得回来。”
“回。”
“儿子明天考算术。”她说，“他昨儿晚上问我，他爸认不认识省里的人。”
范江海一只手扶着门框。
“你怎么说的。”
“我说认识一个。”王秀芹说，“快没了。”
“快没了”三个字，她答得轻。范江海手在门框上捏紧了一下——儿子问的是认不认识，她答的是还剩多少。
第二天早上五点，于师傅把车开到楼下。省城三百二十里，走了五个半钟头。
路两边是白杨，叶子早落光了，剩着枝子。过了一座桥，桥下的冰是黄的。
“范书记，”于师傅说，“省城那边不好停车。”
“停远点。”
“您几点回。”
“看。”
到医院是十点半。楼是灰的，五层，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白的，一块木头的。院里停着一辆吉普，两辆自行车。
楼道里一股消毒水味，混着煤味。地板刚拖过，踩上去发黏。
病房在四楼。楼梯拐角摆着一只铁皮暖瓶，瓶塞没盖严，冒着一丝白气。
四楼走廊尽头有一张长条椅，木头面，漆掉了一半。椅子后头是一扇门，门上钉着一块小牌子。门关着。
范江海提着网兜走过去。
一个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二十出头，穿一件旧棉袄，袖口干净。
“同志，找谁。”
“沈怀山。”
“不见。”
“我是宁川来的。”
“宁川来的也不见。”
范江海站在门口。
“你跟他说一声。”
“说不着。”年轻人说，“沈老不见客。名单在外头。”
“什么名单。”
年轻人朝走廊那头努了一下嘴。护士站桌角上压着一张纸，横格，铅笔画的线，上头十几个名字，一行一个，前头都打了钩。
范江海走过去看了一眼。
第一行是省里的一个老同志。第二行是个他不认识的名字。第三行写着一个单位。
他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也打了钩。
没有他。
他把网兜搁在椅子中间，坐下去。
长条椅后头那扇门关着。门缝底下透出一条黄光，很窄。
名字一个一个都打了钩，从头到尾，没有他的。范江海坐在硬木板上，心里头透亮：人跑得再快，末了也得看名册上有没有那一行。
名单上十几个名字，前头都打了钩。他一路看到最后，最后一行也打了钩。
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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