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十天后来的。不是程送来的。
十二月十四号下午，范江梅上楼，胳膊上挎着一个蓝布口袋。她在门口站着，不进来。
“哥。”
“进来。”
“我不进。”她说，“这东西不是我的，我拿着不好。”
她把口袋放在门里地上，转身就走。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
她连门槛都不进。范江海心里头门儿清：一个蓝布口袋撂在门口，比拎进屋还重——不是她拿不动，是这东西她不想沾手。
“哥。”
“嗯。”
“河滩那两份合同，作废了。”她说，“我拿了三倍的钱。”
“钱呢。”
“我拿的是三倍。”她说，“我那份我收着了。”
她下楼了。
范江海蹲下去，把口袋解开口。里头是报纸，报纸里头是纸包，一包一包，捆着。他没数，把口系上，拎到里间，放进柜子，压在账本上。
他没数。这一口袋东西，他连点一数都不敢点。
第二天上午，邵副主任来了。他上到三楼，在门口站了一下，才推门。帽子拿在左手里。
“范书记，河滩那个联营，报上来了。”
“你怎么看。”
“六成归县里，县委一份钱不出。”邵副主任说，“这种事，我五十八了，头一回见。”
“你签不签。”
“我签。”邵副主任说，“文件上签的字是我签的。”
他把帽子挂在门后那颗锈钉子上。
“范书记，只有一句我记着。”他说，“县里白得的那六成，往后要出力的，还得是县里的人。什么牌子，什么路，文件上一句都没写。”
门带上了。
这些话说完了人走了，份量才落下来。县里白拿的那六成，最后都得拿人往里垫。
河滩上那批人，是江梅来说的。
同一天下午，她进办公室，手里拎着一个纸包，放在地上，人站着。
“哥，河滩上有人围了我两天，要活干。”
“你怎么答的。”
“我说新厂要人。他们说，新厂要年轻的。”
范江海把钢笔搁下。
“围你的是谁。”
“带头的姓冀，六十一，腿上有伤。那片滩他挖了八年，从前一天拉四车。”
“汤厂长不管。”
“他说地卖了，厂里管不了。”
“你说得对。”
“哥。”江梅说，“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姓冀的站在最前头。他手里拿着一本粮本，塑料皮卷了边。他举着那本问我，这里头四十来年的数，算不算年头。”
四十来年的数，算不算年头。这一问，江梅答不上来，范江海也答不上来。粮本上那些数是一年一年交上去的，交完了，一个字都换不回来。
她把纸包往门里推了推。
“他们托我带上来的。我没拆。他说不是钱。”
范江海看了一眼那个纸包。
“拿走。”
“哥——”
“放我这儿，就成我的事了。”范江海说，“拿走。”
这句话他说得快。快，是因为心里头明白：这包东西一搁下，他就非接不可。
江梅把纸包拎起来，下楼了。
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坐到十点。桌上摊着那三张纸，他把第三张翻过来，背面是白的。他想起一九八〇年春天，唐铁山隔着一张桌子说过一句话：让人看见是第二件事，让人用得上才是第一件。
这句话他记了六年。当年听着是个道理，这当口才咂摸出味来：前头那些都是面子，让人用得上，才是人家的本意。
他把纸翻回去，压在账本底下。
那笔钱弄到家里的时候，是一月头上。
晚上九点，儿子在里间睡了。屋门虚掩着，他出来的时候把门带严了。
屋里就一盏灯，光圈只有一尺多点。
范江海把蓝布口袋放在桌角，解开口，一包一包拿出来，摆开。
一共八包。报纸包着，用细麻绳捆着，绳结一个样式。
王秀芹从里屋出来，看了一眼。
“哪来的。”
“南边那个人的。”
“干什么的。”
“河滩那个厂的。”
她把椅子拉过来，坐下。她先看了半天那一堆纸包，没伸手。
“谁点的数。”
“谁也没点。”
“这口袋在你手里搁了多少天了。”
“十一号给我的。”范江海说，“今天四号。”
她把最上面那包拿起来，掂了一下，拆开报纸。里面是钱，一元、二元、五元，旧的居多，边角软。她把手在棉袄上擦了擦，然后开始数。
她数得慢。五张一叠，摆成一竖排。排到第十排，她停下来，从头再数一遍。
“你数了两遍。”
“第一遍数岔了。”
数到第四排，她的手抖了一下。两张票子从指头上滑下来，落在大腿上。她把那两张捡起来，压在桌上，用手指头按住。
她数了二十年的钱，手没抖过。这一回抖了，抖得很轻，可她自个儿知道。
“江海，你过来按着。”
范江海把手按在那两张票子上头。她接着往下数，数完了那一包，把一叠推到他那边去。
“这一包一千二。”
“你怎么知道。”
“我数了两遍都到这个数。”她说。
数到第六包的时候，她停下来，把那叠钱往灯底下挪了挪。
“这上头有个半张的，撕了一半，粘上的。”
“粘上的也算钱。”
“算。”她说，“我记一半。”
一张粘上的票，她只记一半。范江海看着她那只手，没吭声——钱上这点分寸，是她二十年一笔一笔攒下来的。
她把那张放在一边，单独搁着。桌上堆起一摞一摞，五个一叠，排得齐。
后来她不数了。她把手从钱上头拿开，放在膝盖上。手在膝盖上还在抖，抖得很轻，搁不住。
“数完了？”
“数完了。”
“多少。”
她站起来，走到墙角，蹲下去，从箱子底下把那个铁盒拖出来，抱到桌上。盒盖上那道横划痕还在。她从棉袄内兜里摸出钥匙，插进去，转了一圈，打开，把牛皮纸账本拿出来，摊在灯下。
本子里夹着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她翻到最后一页。最末一行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号：
夜里，他自己说，再走一步就不走了。
她把铅笔抽出来，笔尖是新削的。
她把本子往灯底下挪了半尺。左栏那个字她写好了：进。
右栏空着。中间那一格也空着。
中间那一格是留给他的。名字填进去，这笔钱就算有了主；空着，它就一直是人家的。
她抬头看他。
灯在两个人中间。桌上的钱摆得整整齐齐，最边上那张撕了一半、粘上的，单搁着，压着报纸的一角。
“江海。”
“嗯。”
“这笔钱，你敢让我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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