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副主任来的时候是傍晚。他进门先把帽子挂在门后那颗钉子上。钉子还是锈的。
“范书记，有句话我搁了半个月了。”
“说。”
“外头现在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学。”
“学。”
“从前到县里办事，问的是范书记在不在。”他说，“这两个月，问的是范家的人在不在。”
这一句落下来，范江海手里的钢笔停在纸面上。一个人的名字，外头人给换成了一个家的名字——这里头的分量，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掂得出来。
范江海把手上的钢笔搁下。
“谁问。”
“什么人都有。”邵副主任说，“前天有个外县来的，坐在我办公室喝茶。他说，你们县的范书记，家里开了好几摊买卖。”
“你怎么答的。”
“我说不知道。”邵副主任说，“范书记，我五十八了，我记性不好。”
“记性不好”这四个字，他上回也说过。上回是“谁去取我不管”，这回是“我记性不好”——两回都在同一处收住：话我传到了，别的我一句没有。
他站起来，把帽子从门后摘下来。
“我今天来，是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他说，“我不问别的。”
门带上了。
范江海伸手把账本拉过来，翻开最后一页。最后一栏那两个字是他四月里自己写上去的：存。
他把账本合上，压在老龚那张纸上。
那顿饭是江涛张罗的。他说哥忙，就在家里吃。
四个菜摆上桌。拍黄瓜，炖豆角，炒鸡蛋，一盘鱼。鱼是江梅从河滩上带回来的，用草绳穿着鳃。
闺女个头比她妈高出一头了，坐在桌子角上，筷子没动。
江涛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一本塑料皮的小证。红皮，烫金，皮子还发亮。
“哥，你看。”
范江海没伸手。江涛自己翻开。第一页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新衬衫，头发梳得整齐，背景是照相馆那几棵松树。照片底下那一栏写着：职务，副经理。
“公司发的。”
“哪个公司。”
“二运公司。”江涛说，“临时工不在册，我这个在册。”
王秀芹把那本证拿过去，翻了两页。
“这上头盖的章，是公司里的章。”
“是。”
“公司里知道你是江海的弟弟。”
江涛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嘴里。
“知道。”
王秀芹把证放回桌子中间，转身把那个铁盒从柜子底下拖出来，放在膝盖上，没开。
“江梅，你那两千八，交上去了。”
“交了一半。”江梅说，“月底补齐。补不齐我自己垫。”
闺女把筷子放下。
“爸。”
“说。”
“学校里有人说，我二叔有公司，我三姑有场子。”闺女说，“他们问我，那是不是咱家的。”
桌上没人说话。那条鱼还冒着一点气。
这一句不是问二叔，也不是问三姑，是问她爸。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他在外头给人讲了多少年道理，轮到自个儿闺女问，一句现成的都拿不出来。
范江海夹了一块鱼，放进闺女碗里。
“吃饭。”
“爸，是不是咱家的。”
江涛笑了一下。
“大侄女，这是集体企业。”他说，“有你二叔一份，没你家一份。”
“那你还姓范。”
“我姓范。”江涛说，“你爸也姓范。”
闺女低下头，扒了两口饭。
王秀芹把铁盒放在桌子腿边上。
“江涛，我问你一句。”她说，“证上的名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替你写的。”
江涛的筷子停在盘子沿上。
“嫂子，我自己写的。”
“那章呢。”
“厂里画的。”
“厂里谁画的。”
江涛没答。他把筷子收回来，放在碗上。
“嫂子。”他说，“这事哥知道。”
范江海放下筷子。
“这事我不知道。”
桌上没有人动。
江涛伸出去夹菜的手停在盘子上头。江梅低下头，用筷子扒碗底的米粒。闺女抬起头看着他。
“这事我不知道”六个字一出口，桌上一层热气全没了。亲弟弟在自家饭桌上，替他认下这件他没认过的事——说白了，这不是问他一句，这是把他架在火上。
王秀芹把本子从铁盒上拿起来，摊开，翻到最后一页。铅笔尖落在纸上，停住。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看她。他看着桌上那本塑料皮的小证。证摊开着，照片上的人穿着新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本子上那一行，她没写。
窗外的枣树上掉了个东西，砸在院子里，没听见响。
这一行没写，比写满一本还沉。这本账她记了二十年，一分一厘没含糊过；这一回笔尖落下去又抬起来——因为这一笔不是钱，是她男人的名字。他哪儿知道，空下来的这一行，往后还要空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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