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八月，宁川县。
柏向南把一份材料放在桌角，没往前推。
“哪儿来的。”
“二运公司报上来的。”柏向南说，“说是联营。”
范江海翻开。第一页打字机打的，油墨发灰。第二页手写的。
手写那页底下有两个名字。范江涛。范江梅。
那一眼看下去，范江海的眼皮跳了一下。两个名字并排躺在一张报上来的材料里，一个是他弟弟，一个是他妹妹，都长在他家那本户口册子上。
“谁让他报的。”
“经理姓邱。”柏向南说，“他说这是集体企业，报县里备案就行，不用批。”
“不用批，报我这儿干什么。”
“邱经理说，得让您看一眼。”
“江梅的砂石场怎么也在上头。”
“挂的是建材厂。”柏向南说，“建材厂把它算成第三车间。”
“第三车间。”
“是。六月的报表上就多了一个车间。我上礼拜才发现。”
两个名字是江涛写的。字往右斜，最后一笔甩出去老长。四年级为这个，他挨过先生两回手板。
“江涛人呢。”
“上午就来了。”柏向南说，“我说您在开会。他在楼下坐着。”
“让他上来。”
江涛比去年胖了，脸圆了，皮鞋面上有灰。
“哥。”
“坐。”
他坐下，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哥，那材料您看了。”
“看了。”
“二运公司那个事，是邱经理提的。”江涛说，“他说我们车队没牌子，接不了大活。挂到他们名下，就有了。”
“有了什么。”
“有了个名。”江涛说，“票开得出去，料进得来。县里要砖要水泥，我拉。”
“县里要料，走物资口。”
“物资口就那么几台车。”江涛说，“上半年工地等水泥，等了二十天。哥，您比我清楚。”
“清楚。”
江涛把凳子往前挪了半尺。
“哥，我不瞒您。这事我跑了四个月。”他说，“邱经理那边，我请了三顿饭。”
“谁的钱。”
江涛笑了一下。他没答。
这一笑，范江海心里头跟塞进一块冰。说不清是钱的事，还是这一笑的事——亲兄弟脸对脸坐着，中间隔着的却是三顿饭没报的账。
“哥，还有一件。”江涛说，“材料上得有个负责人。邱经理说，得有个县里的名字压着。”
“谁压。”
江涛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又放下去。
“哥，那一栏是我描的。”他说，“三笔。”
范江海看着他。
“你描的。”
“就三笔。”江涛说，“别的不像。”
范江海把材料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栏是负责人签字。三个字：范江海。
“范”字上头那一横，起笔往右上挑了一点。他自己写字，起笔从不挑。
他看了很久。
那三个字是他自个儿的名，可又不是他写的。这三笔一描，比当面骂他一顿还难受——人家借走的不是字，是这层姓范的门面。
“江涛。”
“哥。”
“这一栏我不签。”
“哥——”
“我签了，这材料就是我报的。”范江海说，“上面来人问，第一个问的是我。”
“哥，没人问。”
“现在没人问。”他说，“往后呢。”
“哥，我十六那年那四十块。”他说，“你替我担了。”
范江海没动。
“那年娘拿笤帚打我。”江涛说，“你把我挡在你后头。”
“我记着。”
“你记着，我也记着。”江涛说，“哥，我不白用你。”
他站起来。
“那一栏我拿回去擦了。”
“擦了也不签。”
“不签。”江涛说，“我先放着。”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
“哥，江梅那事是我出的主意。”他说，“你要骂就骂我。”
门带上了。
范江海坐着。他把材料重新摊开。
他从抽屉里拿铅笔，在那一栏上划了一道。划完，在边上写了两个字：退回。
铅笔尖划过自己名字的时候，他手没抖。划完他把材料往桌角推了一推，像推开一件脏东西。
八月中，河滩上摆了一张条桌。
江梅请了建材厂的汤厂长。桌上一杆秤，秤砣用旧布包着。
“三车间。”汤厂长说，“你这儿出沙，出石子儿。厂里给你牌子。”
“一年交多少。”
“三千。”
“太多。”江梅说，“我头一年，车还没置齐。交不够我自己补。”
汤厂长把秤拎起来，掂了掂。
“这秤准不准。”
“准。”江梅说，“少一两，你把秤砸了。”
他把秤放回去，伸出三个指头，又收回一个。
“两千八。”
“九月里我先交一半，月底补齐。”江梅说。
汤厂长摘下帽子扇了两下。
“江梅，这事你哥知道吗。”
“我哥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自己就能办。”
“汤厂长，”江梅说，“我做了三年买卖了。”
汤厂长把帽子戴上。
同一个月，二运公司的场子里也有人让了地方。
是个老司机，姓龚，五十三，从一九六五年就在车队拉车。方向盘上缠着胶布，缠了七道。
江涛让他去守大门。
“龚师傅，大门那岗位轻省。你岁数到了。”
老龚没说话。他把钥匙交上去。一串三把，串在一根麻绳上。
“江涛。”他说，“我在车队二十年。”
“我知道。”
“我那条线是谁划的。”
“车队划的。”江涛说。
老龚没再问。一句“我这条线是谁划的”，一句“车队划的”——二十年，就这两句话结清了。方向盘上那七道胶布，往后再没人摸。
这当口没人瞅出这两件事是一路的。可它们就是一回事：一个名字被人描了三笔，一个老司机的二十年被人一句话划掉——都是把别人家的东西，往自个儿名下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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