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里的一天，他回家。
家属院三楼，楼道里的煤味比去年淡。闺女上初二，个子高过他妈半个头了，趴在桌上写作业，头也不抬。
王秀芹在灯下算账。
“回来了。”
“嗯。”
“饭在锅里。”
“吃过了。”
她把铅笔搁下，从床底下拖出那个铁盒。盒子上有一道旧划痕，锁孔边上磨得发亮。
“江梅来过。”
“来过。”
“她坐在那儿，坐了半宿。”王秀芹说，“她跟你娘一个声。”
这一句最轻，也最重。范江海没接话。江梅随了他娘那个声口，一开口，家里老人那点念想就跟着从心口上冒出来了。
“她留下一个信封。”王秀芹说，“我数了。四百块。”
“钱呢。”
“我没动。”她说，“江海，我把信封搁回去了。这本子上我有话问你。”
她把牛皮纸本子摊开，翻到最后一页。
“这本子上两栏。”她说，“进，出。”
“你说。”
“江梅给你的钱、江涛给你的钱、还有你自个儿往回拿的那些。”王秀芹说，“记进哪一栏。”
范江海站在桌子对面。
“记进。”
“记进好。”她说，“记进我就得写名字。写了名字，这本子就不是账本了。”
“那你看呢。”
“我看，你添一栏。”王秀芹说，“叫存。”
“存是什么意思。”
“存着别花。”她说，“花了的，进和出。没花的，我不算它真的。”
说白了，这一栏不是账，是尺子。进了兜的钱，只要一分没花出去，就还算是人家的；哪天花了，才算是他的。王秀芹记账记了半辈子，记到末了，记的是自个儿男人的这颗心。
范江海把铅笔拿起来，在本子最后一栏上头写了两个字。铅笔尖短，他写得慢。写完了，他把铅笔插回那条布条里。
“江梅那四百。”
“我搁回她手里了。”王秀芹说，“我说，你哥的抽屉里不缺这四百。你要办事，你自己去办。”
“她说什么了。”
“她说，嫂子，我办的就是他的事。”王秀芹说。
她把铁盒盖上，压住本子，两只手按在盒盖上停了一下。
“江海，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她说，“她说，嫂子你放心，我不白用我哥。”
六月里下了两场大雨，河滩上的水涨到腰深。雨一停，滩上就动了工。
江梅雇了三个人，两台手推车，一把铁锹两把铁锹地往外刨。她在滩上搭了个草棚，棚子里支一张板铺，铺底下塞着一杆秤。
她不来办公室。她也不进大院。她要的是料单和票，这两样她不来找范江海，她去找工地。
工地上管料的人姓谷，四十来岁。
“你这沙不行。”他说，“里头带泥。”
“洗。”
“洗过的呢。”
“洗过的明天给你看。”江梅说，“谷师傅，我先给你拉一车，不收钱。你看得上，我们再谈价。”
“这话谁教你的。”
“我自个儿想的。”江梅说，“我做了三年买卖了。”
谷师傅没应。江梅就把车推回去，第二天又来，车斗里装的是洗过的沙，白得发亮。
工地上要一车洗得白的沙，得在河滩上耗一天一夜。这中间的苦，江梅一个字没提。
那是六月底的一个下午。天热，院子里没人。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巷子口突突地开过来，车斗里装着沙，上头的湿痕还没干。
车到大院西墙外，司机往左打了半圈，轮子碾过那道土坎，车斗一侧歪了。
他站住，把车停下。下了车，抓了一把沙，在手里掂了掂。
然后他开始卸。
铁锹一下一下，沙倒在西墙根的墙脚上，堆起来，齐到窗台那么高。堆完了，他拿锹背拍了两下，拍出一个斜坡。
门房老赵从屋里出来。
“你哪儿的。”
“河东砂石场。”
“谁让你往这儿卸的。”
“工地上让的。”司机说，“县里修礼堂后头那排房，缺沙。我今天先卸一斗在这儿，明儿工地来人拉。”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过去。
老赵接过来，翻到正面看了两遍，又翻过去看背面。背面是空的。
“这上头写的什么。”
“票。”司机说，“存根。”
老赵把票还给他。
“行了，你走吧。”
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墙脚那一堆沙，黄的，湿的，在日头底下一会儿就干了一层皮。
范江海站在二楼窗户后头，从头到尾看完了。
他下楼，走到西墙根。他蹲下去，伸手抓了一把。
沙从指缝里往下漏，漏得干净。手心剩下几粒粗的，硌了一下。
那一下硌得不重，可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沙硌手。这是有人把“范家”两个字，明明白白堆在了机关大院的墙根上，堆得让全县抬头就看得见。
他拍了拍手，站起来。
门房老赵站在门口，没说话。
“老赵。”
“在。”
“明天早上把这堆沙挪走。”范江海说，“堆到院外头去。这是机关。”
“是。”
范江海往楼里走。老赵在他身后开口。
“主任。”
“说。”
“这两天外头有人问。”老赵说，“问河东滩上那个砂石场是谁的。”
范江海没回头。
“他们怎么问。”
“他们问，是不是范家的。”
范江海站在楼梯口，一只手扶着栏杆。栏杆上有一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锈。
“你怎么答的。”
老赵没有马上答。他把门房的门帘子撩起来，又放下。
“主任，”他说，“来问的人不止一个。头一个我还能挡。今天这个是第三个了。”
这话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掏。范江海扶在栏杆上的手一直没松。他哪儿知道，这三个才是个头——往后要张嘴问这件事的人，一个一个，都在路上排着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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