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宁川县。
邵怀礼是三月一号退的。没开会，没宣布，一张纸送到他手里。
说白了，这就叫退。一张纸送过来，连个会都不给你开，多少年坐下来的那把椅子，说没就没了。
纸是柏向南送去的。回来的时候，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
“他问了什么。”
“问了一句。”柏向南说，“他问，我那间屋，谁用。”
范江海把笔帽拧上。
到了这一步，人问的不是钱，不是待遇，问的是那间屋。屋还在，人已经不在了。
“他搬到哪儿了。”
“楼下，传达室东边那间。”柏向南说，“窗户朝北，一天见不着太阳。他自己搬的，搬了两趟，一个纸箱子，一把椅子。”
“椅子也搬了。”
“搬了。”柏向南说，“他原来那把椅子，坐垫里塞着旧棉花，中间塌下去一块。”
塌下去那一块，是这些年一屁股一屁股坐出来的。人走了，那个坑还在。
范江海把名单推过去。
“上头第一行，去了他的名字。”
三月四号上午，常委会。
还是那间屋，还是那张长方桌，绿绒布换了新的。原来那一圈茶渍没了。
十一个人变成九个。靠门那把椅子空着，没人坐。
那把椅子空着，屋里头谁都不往那边看。为啥？因为一抬眼看见个空位子，心里头就得掂量掂量自己这个位子。
柏向南把名单摊在桌子中间。范江海坐正中。
“念。”
“第一件，夏粮征购。第二件，县道三期。第三件，人事。”
念到第三件，屋里没有人翻本子。
名单上五个人。头四个是老同志，都过了五十。第五个是农机口的马贵堂。
“这个人，谁提的。”
“我提的。”管组织的说。
“换掉。”
屋里静了。
管组织的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
“范主任，这个人，是上个月报上来的。”
“上个月我还没看。”
“那您看的是哪个。”
“我看的是今年的柴油。”范江海说，“全县的拖拉机趴了半年。管这摊子的人，自己没来找过我。”
他停了一下。
“他不来，我去看看他。”
拖拉机趴半年不是小事。机器不动，地就翻不了；地翻不了，一年的口粮就在地头上干等着。
九点四十，柏向南进来。
“范主任，楼下上来一个人。”
“谁。”
“农机口的，姓马。手里拿着一沓纸。”
范江海把抽屉拉开，抽出一本笔记。去年的，纸边卷了，里头几页是他自己抄的数字。他翻到一页，手指按在中间那一行，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
“让他等。”
“在哪儿等。”
“走廊。”
“范主任，”柏向南说，“走廊里风大。那面窗户关不严。”
“那就站着。”
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他写完了，站在那儿没走。
“还有事。”
“他手里那张纸上，全是章。”柏向南说，“我今天早上下楼，在门口碰见他。他说他跑了八个县。”
“跑了多少天。”
“八十天。”
八十天，一个人，一条一条的腿跑出来的。这不是递个纸条，这是拿脚底板在地上磕了八十天。
范江海把那只搪瓷缸从桌角端起来，看了看缸底。
“你给他倒缸水。”
“是。”
“水别倒满。倒半缸。”
倒半缸，不是水金贵。是说这人还没把事办成，就先别让他坐下踏实了。
柏向南出去了。
十点二十，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家里打来的。王秀芹的声音，隔得远，有杂音。
“江海。”
“嗯。”
“你二弟昨天来了。”
范江海没说话。
“他带了一个人，坐在咱家床上，谈了一个钟头。”王秀芹说，“他说要往南边拉一批料，要县里给他开一张条。”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做不了主。”她说，“他说他不找你，他找下面的人。”
电话那头有响动，像是铅笔头在纸上走了一下，又停住。
“他把那个人叫什么。”
“姓什么我没记住。”王秀芹说，“我就记住了他一句话。他说，现在宁川的事，他哥一句话就成。”
电话里沙沙响。
一句话就成。这话是二弟说的，可这顶帽子是往范江海头上扣的。他自己一个字没说，外头已经有人拿着他的名字到处使了。
“他还说什么。”
“他说他赌输了一笔。”王秀芹说，“他没跟我说多少，他说了个数。我没记。”
“不记。”
“我不记。”她说，“江海，我跟你说一句。”
“说。”
“你今天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王秀芹说，“江涛走的时候，说你小时候不是这样。”
范江海握着话筒，看着窗外。
院子里有人推着一车煤，轮子嘎吱嘎吱，过去了。
“秀芹。”
“嗯。”
“条不给开。”
“我跟他说过了。”她说，“他走的时候，把咱家那盒火柴拿走了。”
“火柴。”
“桌上那盒，还剩三根。”她说，“他拿走了，我没拦。”
电话挂断。
范江海把话筒放回去。他坐了一会儿，伸手把桌上的电话往左边挪了半尺，又挪回来，挪回原处。
挪出去半尺，是想把这件事挪开一点；挪回来，是心里透亮——挪不开。电话那头是家，家里那个把三根火柴拿走的人，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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