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六月，宁川县。
“没了。”
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手里捏着一张薄纸，纸角捏出了印子。
“什么没了。”
“一九六九年那本登记簿。”柏向南说，“昨天下午四点，档案室的人来提走了。”
范江海把提条接过来。复写的，圆珠笔字，底下那个签字他认得。
他认得那个签字。手先凉了一下。
“谁签的。”
“说是上面来的电话。”柏向南说，“档案室不敢不给。”
范江海把提条放在桌角，压在那串钥匙底下。
“你抄了多少。”
“两页。”柏向南说，“上礼拜三抄的。抄的时候我以为没用。”
“拿来。”
柏向南从怀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两张纸，摊在桌上。纸是他自己裁的，边不齐，上头的字用铅笔描过，比原字粗。
字要描粗，是怕日后看不清，也是怕人家不认。
第一页是名册。三十来行，一格一个名字，后头一栏写日期和去向。
第二页底下有经手栏。栏里两个签字，一个是一九六九年的，一个是一九七五年的。
两个签字的横划都短，最后一笔往上挑。
隔着十多年，一只手的写法还是那个样。
范江海把铅笔从笔筒里抽出来，在桌子角上写了一行。写的是那个名字。
“原件在谁手里。”
“不知道。”柏向南说，“提条上没写人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抄件几份。”
“一份。”
“再抄两份。这一份给我，那两份分开锁。”
“是。”
柏向南走到门口，停住。
“范主任，那本簿子上还有一样东西。我没往上抄。”
“什么。”
“领头那几行，后头那一栏里，有两个字。”柏向南说，“铅笔写的，很轻。写的是，暂缓。”
暂缓。两个字，轻得像没写，压得人喘不上气。一个“暂缓”后头，是多少人等着的那一天。
中午十二点，楼下有人上来。脚步声笨，一级一级，走到门口停了。
“范主任，城西砖窑的来了。姓石。”
“让他进。”
石春生进来。他比四年前更黑，脖子上晒脱了一层皮，褂子洗得发白，袖口卷到肘上。他手里拎着一个粗布口袋，没有放下。
“坐。”
“不坐了。”
他把口袋放在桌角，往后退了一步。
“什么东西。”
“我娘那年的一张领药条。”石春生说，“赤脚医生给的，一直夹在我家镜框后头。”
范江海没有伸手。
“上头有个签字。”石春生说，“我这几年不认得。上礼拜窑上发工资，让各人签字。排队的时候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看见一个人的签字。”石春生说，“横划短，最后一笔往上挑。”
屋里静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上这儿来。”
“我不知道。”石春生说，“我拿这个东西来，是想问问您，我该找谁。”
“你就找我。”
“我就找您。”
石春生把口袋口上的绳解开，抽出一张纸，放在口袋上头。纸黄了，很脆，折过三回，折痕都毛了。
“我娘名册上那一行，是这个人划的。”
“是。”
“他划的时候，我娘还活着。”
这一句砸下来，屋里没有一点声。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一样。
范江海把手伸出来，把那张纸按住，没有拿起来。
“春生。”
“嗯。”
“这东西你留着。”
“我留着没用。”石春生说，“我留着，谁看。”
“明天我让人看。”
石春生低头看那张纸，看纸上那一行字。
“范主任。”
“说。”
“我娘那八块六，我到现在记得。”他说，“我跟您说这个，不是要钱。”
“我知道。”
“我是想说，这个人当年划我娘那一行的时候，他也没拿钱。”石春生说，“他就是手一挥。”
手一挥。三个字，比骂一顿还重。不要钱的人最可怕，因为刀口上沾不着他的东西。
他把那句话说完，就不说了。
范江海把那张纸连着口袋一起收进抽屉，转了半圈钥匙。锁舌咔了一声。
“明天早上八点，你在招待所门口等着。”
“等什么。”
“等我出来。”范江海说，“你进去。”
“我去干什么。”
“你不说话。”范江海说，“你把人认下来就行。”
石春生看了他有半分钟。
“认下来以后呢。”
“以后的事以后说。”
认下来以后的事，他自己也还没想好。可这话不能说出口。
石春生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住。
“范主任，那天在井上，您抹雪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字。”
“你先回去。”
“我不问了。”石春生说，“我就说这一句，我看见了。”
门带上了。
那半句话卡在门口，跟着门一块儿关住了——井上雪底下那个字，早晚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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