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回不回来。”
九点，电话响了。王秀芹的声音，隔着线，比平常平。线那头有铅笔划纸的声，一下一下。
平得不像她。越平，范江海心里头越沉。
“回来。”
“几点。”
“说不准。”
“说不准就说不准。”她说，“我问你一句。”
“问。”
“今天省里来的那个，是个女的。”
“是。”
“我认得她吗。”
“不认得。”
“你认得。”
三个字，一句多余的都没有，就把他的底揭开了。范江海握着话筒，没说话。窗外院子里那盏灯照着半面墙，墙皮掉了一块。
“闺女今天回来，进门头一句就是这个。”她说，“她说学校里有人讲。省里来的人，跟咱家有关系。”
“谁讲的。”
“她没记住。”她说，“十一岁的孩子，记不住这个，记得住别的。”
孩子记不住闲话，记得住的是大人脸上那一下变。
“什么别的。”
“她问我，那个人是不是你以前认识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你以前认识的。”
线里静了一会儿。
“秀芹。”
“你别解释。”她说，“我就问一句。”
“问。”
“你今晚回来，是拿钥匙，还是敲门。”
这一问，问的不是门。是问这个家，他还进不进得去。
他站在桌子边上，把账本翻开，又合上。
手落在本子上，心里头却写不下一个字。
“拿钥匙。”
“行。”
电话挂了。他把大衣从门后那颗钉子上摘下来，又挂回去。第二次摘下来的时候，他把它搭在胳膊上，出了门。
十点半，东街招待所。
灰楼两层。楼底下是水泥抹的登记台。台面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塞着车次表，边角卷了。
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坐在台子后头织毛活。她站起来，把手里的活计搁在台面上。
“范主任。”
“楼上那位，睡了没有。”
“灯还亮着。”她说，“她九点回来过一趟，上楼就没下来。”
“二楼靠里那间，二月里住过一个人。”她说，“姓唐的，一天三顿都在外头吃。房钱一块八，他自己掏的。人家要给他开收据，他没要。”
范江海没接这句话。
登记本摊在台子上。翻开的那一页有一栏，印着五个字：县里来客。前头几行都写了名字，钢笔的，墨色深浅不一。
那一栏就在他眼前。他把手放在台面上，指尖离那页纸三寸。
三寸，够他伸手。他没伸。
他没写。
“范主任，您上去吧，廊灯我开着。”
“楼下有地方坐没有。”
“有三把椅子。”她说，“钥匙牌我来收。”
小屋在登记台旁边，门框矮。一张方桌，三把椅子，一只暖瓶，两只缸子。一只有水，冒着气。另一只是干的，缸沿磕掉一块瓷。
跟会客室那两只，一模一样。
她下楼来的时候，脚步很轻。一件洗白的蓝罩衣，肩上挎着帆布包。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灰的围巾。毛线织得粗，一头脱了线，用白线缝了两针。
缝了两针，是不舍得扔。
“你来了。”
“嗯。”
她把围巾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她在桌子对面坐下，本子摊开，铅笔从耳朵后头取下来。
“第三个问题。”
“问。”
“唐铁山等回话的那三天，你在哪儿。”
“办公室。”
“哪也没去。”
“哪也没去。”
“抽屉开过几回。”
“没开过。”
“钥匙在谁手里。”
“我手里。”
“攥了三天。”
“攥了三天。”
攥着的不是钥匙。这一点，他自己心里头透亮。
她低头写了一行，写完把铅笔搁下。
“上个月我在北岭见到他。”她说，“台里做老会战一组，六个人，他在第五个。他退了，一个月四十二块六。”
“我知道。”
“他讲的时候笑了一回。”白雪樱说，“他讲1964年冬天。他说有一个人，在泥浆池里泡了三天，拉上来指甲全是黑的。他讲完这一句，屋里没人接。”
屋里没人接。这一句，说的是他。
范江海看着桌上那只干缸子。
“他说了我的名字。”
“我知道。”
“他讲完，从兜里抽出一根烟，搁在桌上，没点。”她说，“我们收机器，收线，把灯架搬下楼。他坐着没动。那根烟一直在桌上。”
那根烟从头到尾没点着，也没人收走。如今他兜里也揣着这么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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