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四月，宁川县。
四月三号上午，交通口的老周来了。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卷图纸，进门没打开。
图纸没打开，话先出口了。
“主任，这条线修不成。”
“说。”
“宁川到碱场，三十七公里。”老周说，“测过三回。头两回线画在纸上，画完就没了。”
画完就没了。不是笔画的，是有人擦的。
“这一回呢。”
“这一回线出来了。”他把图纸摊开，用一只茶缸压住角，“从涝洼东头过。”
“占多少。”
“十二户的房，四十一亩地。”
范江海看着图上那条红线。线从县城出来，过两道岗，从涝洼村东头切下去。线上画着十二个小方块，一个挨一个。
十二个小方块，一个方块里就是一家人的日子。
“钱呢。”
“缺三成。”老周说，“县里账上能出四万。缺的得往上头要。”
“要得着。”
“要得着。”老周说，“上一任要过两回，没要来。他后来不修了。”
修不成，是路的事；要不来钱，是人的事。
“为什么现在能修。”
老周说，线是去年十二月定的。地区开了会，公路要联成网，县县通，任务从上头压下来，一个县一个县地催。碱场矿上一年出四万吨煤，车拉不出来，烂在矿上两千吨。矿上的人来过县里三回，问路什么时候修。
说白了，这路不是谁高兴修的，是上头的活儿压下来了。活儿压下来，下头就得拿人去填。
“还有。”
老周看了一眼门口。
“十二户里头，有三户的亲戚在县里。”
“谁。”
“一户是东院老曲的外甥女。”老周说，“一户是邱县长的表弟。”
“第三户。”
老周没答。
第三户是谁，他不说。不说，就是答案。
范江海没再问。
他想起正月里那封信。信封上没写寄信人，里头一张纸，一句话。他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放下了。
他把图纸卷起来，用那根麻绳系上。
“下午两点，把涝洼公社的人叫来。”
下午两点，冯玉山来了。他五十三，脸上一道疤，从眉梢拉到腮帮。
“主任。”
“坐。”
冯玉山没坐。他把帽子捏在手里。
“主任，涝洼那十二户的事，我听说您要办。”
“我要办。”
“办不成。”冯玉山说，“那十二户挤在村东一条街上。房挨房，院连院。您拆中间一家，两边的墙就站不住了。”
“办不成也得办。”
“主任，我说的是墙。”
“我说的也是墙。”范江海说，“墙倒了砌新的。路修不成，明年还得说这一回。”
话说到这儿，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说的墙是村里的墙，也是县里的墙。村里的墙倒了能再砌，县里的墙，得有人拿身子去顶。
“你算过。”
冯玉山说算过八年了。一九七二年县里就想从那儿过，测线的在他那儿住了半个月，量了房，编了号，后来也没修。
“一九七二年谁的主意。”
“不知道。”冯玉山说，“我就知道，那年秋天老曲上我们那儿去过一趟。他在村东站了一个钟头，什么也没说，走了。”
“他吃了饭没有。”
“吃了。”冯玉山说，“一顿面条。吃完他把碗刷了，碗扣在锅台上。”
一个人在村东站一个钟头，一句话不说，走的时候把碗还刷了。这号人最难缠：不拿你一根针，也不给你留一句话。
“这一回，你几天能签完。”
冯玉山抬头看他。
“主任，这话您别问我。您问巩长庚。”
“那就叫他来。”
“他来了。”冯玉山说，“他在楼底下蹲着，蹲了一个钟头了。”
巩长庚进屋，裤腿上全是泥。他四十七，手大，站在桌子跟前不知道往哪儿放。
“主任。”
“坐。”
“我站着。”
“你站着说。”范江海说，“十二户，你几天签完。”
巩长庚看了冯玉山一眼。
“三天。”
“三天十二户。”
“三天十二户。”巩长庚说，“主任，我不能签字画押。我只能说三天。”
“你要什么。”
巩长庚搓了一下手。
“补偿标准低。”他说，“一九七六年定的，一间房补八十。这会儿一间房，光料钱就得一百二。”
一间房补八十，光料钱一百二。这钱拿到手，房还是砌不起来。
“标准是县里定的。”
“我知道。”
“我改不了。”
“那我拿什么跟人家说。”巩长庚说，“我总不能说，主任让你搬。”
“你就说这句。”
巩长庚不说话了。
“主任，钱能不能先到一半。”
“不能。”
“那我一家一家磕头去。”
“磕头不用你。”范江海说，“你把道理讲清。”
范江海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过去。招工表，空白的。上头一栏一栏都空着，连名字都没印。
“这张表，你拿着。”
巩长庚没伸手。
“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你儿子在公社农机站，干了三年临时工。”范江海说，“表在劳动局。填不填，报不报，不在我这儿。”
一张空白表，比一沓票子还压手。填不填不在他这儿，可这一句话在。
屋里静了一会儿。冯玉山把帽子在手里换了个方向。
巩长庚把表拿起来，对折，塞进上衣兜里。
“三天。”他说，“我三天给您回话。”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立了一下。
“主任，村东头有一家，姓邢。老太太一个人住。”
“怎么了。”
“没怎么。”巩长庚说，“我就是跟您说一声。”
他又站了一下。
“主任，您是油田上来的。”
“是。”
“油田上的人说话省字。”他说，“我听人讲过。”
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在楼梯上拖得很慢。
范江海把图纸又摊开，看了一遍那条红线。
红线从涝洼东头切下去，把十二个小方块切成两边。他数了数：西边七个，东边五个。
窗外天一暖，楼底下那排杨树的皮泛了青。
他把图纸卷起来，还是用那根麻绳系上。
“三天。”他说。
三天的活儿领下了，一张图纸卷成了筒。他哪儿知道，这条红线切下去的口子，往后几十年也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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