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一月，雪下了三天。门口的台阶扫过两回，又白了。
范江海在三楼走廊里站着。他已经站了两个钟头。
站两个钟头，腿是酸的，膝盖里头跟灌了凉水一样。可心里压着的那件事，比腿上的酸还沉，压得胸口发闷。
走廊尽头那扇门关着，门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木头，跟人身上落了块疤一样。
他不站在门口。他站在窗边。玻璃上结了霜，霜花中间化出一个洞。洞外是院子。院子里停着三辆车，车顶上的雪连成一片白。
上个月，公司开年终的会。他讲二十三分钟。
讲到一半，他说了一句“我们的人”。
底下有人鼓掌。掌声不长，拍了两下就散了。为啥散得这么快？底下坐的人不傻，谁都听出来，这四个字一出口就走样了。
第二天，小陆在食堂碰见他，压低声音说：首长听见了，听见的时候皱了眉。
范江海那天没说什么。他当天下午去商店买了盒烟，揣在兜里。
今天这盒烟还在兜里，没拆。没拆，是没脸拆。
第三个钟头，门开了。小陆探出半个身子，手扶在门边上。
“范处长，首长说，您先回吧。”
范江海点了下头。
“首长还说，”小陆停了一下，“中午留您吃饭。”
“我在门口等。”
小陆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他很熟。十几年前在荒原上，他看别人的时候也是那一眼：这人还有事，这人还没完。
小陆进去了，门又关上。
走廊的暖气片咝咝响。墙上贴着一张进度表，红铅笔画的箭头一格一格往上，最后一格还空着。那一格空着，一直空着。
范江海回到窗边。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盒烟，捏了一下，又松开。捏一下，心里头就沉一下。
中午的饭是四个菜，一盆汤。桌上没有酒。
沈怀山六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大半，穿一件旧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他吃饭慢，筷子下得很准，从不在盘子里翻。他吃了一碗半，把碗往前一推。
“上个月那个会，你讲了多少分钟？”
“二十三分钟。”
“我听见一句。”
“我说错了。”
“你没错。”沈怀山说，“你说的是实话。”
屋里烧着炉子，炉子上坐着水壶。壶盖被汽顶得一跳一跳，跳得屋里更静。
“你说我们的人。”沈怀山说，“我们是谁？”
范江海没答。
这四个字他讲过就忘了。这会儿被人拿出来问，问得他答不上。答不上不是因为想不起词儿，是这四个字底下压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翻。
“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连我，五个。”
“五个。”沈怀山说，“1964年，唐铁山带一个连。他都没说过这四个字。”
“我不该说。”
“我没说你不该说。”沈怀山说，“我是问你，什么时候起，你想说了。”
范江海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想了一会儿，没想起来。
想不起来才最要命。这四个字什么时候上的嘴，他自己都不知道。说白了，身上的坏东西不是一下长出来的，是一天渗一层，渗到你自己都摸不出来。
他从兜里把那盒烟掏出来，拆开，抽出一根递过去。盒子上印着金边。
沈怀山看了那盒烟一眼。
“我不抽那个。”
他从自己兜里摸出一盒，抽出一根，划火点上。他把烟盒放在桌子中间，没往范江海那边推。
范江海把那根烟收回盒里，把盒子揣回兜里。烟盒的棱角硌在腰上。
硌得慌。他没挪。
那点硌算个啥，比不上心里那点硌。
“手伸出来。”沈怀山说。
范江海把手伸出来，手心向上。
“1964年你在泥浆池里泡了三天，后来冲进井喷里，两条胳膊抱着铁管。”沈怀山说，“唐铁山跟我讲过，你手上有二十七道裂。”
范江海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是干净的。掌心的皮是软的，指甲修过，虎口上的茧退了，剩下一圈浅印子。
“现在不裂了。”沈怀山说。
这一句不是夸他的手，是说他如今不用再泡泥浆了。这一句比骂人还扎人——骂你，是还拿你当个正经人看；说你手不裂了，是说那点苦底子，从你身上掉光了。
“你娘身子怎么样？”
“去年冬天咳了一冬。”
“接来住。”
“她不来。她说城里住不惯，说楼太高，看不见地。”
楼太高，看不见地——老太太这一句，比谁的舌头都直。
沈怀山点了下头，没再说。
他把缸子放下，缸底在桌上磕了一声。
“别把路走窄。”
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说完他就不说了。
范江海等着。他等着后头的话。后头没有话。沈怀山站起来，走到窗边，用指甲刮掉玻璃上一小块霜，往外看。
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在院子里的车上，落在烟囱上。
“沈老。”
“嗯。”
“您说的是哪条路？”
沈怀山看着窗外，没回头。
“你回去想。”
“要是想不明白呢。”
“想不明白就对了。”沈怀山说，“想明白了，就用不着我说了。”
范江海站起来。他把椅子推回原来的位置，推得很齐。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把手上。
“沈老，您这儿烟够不够，我——”
“我不抽那个。”沈怀山又说了一遍，“你也少抽。”
范江海应了一声，退出去，把门带上。
“别把路走窄”这五个字，他记住了，一个字没落。
可这五个字说的是哪条路，他这会儿还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知道，是这会儿他脚下的路还宽着呢，宽得他从来不觉得窄。
他哪儿知道，往后他手里能走的路，只会一回比一回窄，窄到最后，只够一个人侧着身子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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