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十,林锋去找张彪。
这一次他没递话,直接去了卫所衙门。
张彪在二堂,面前摆着一本花名册。
“三公子来得早。”
“张指挥。”林锋把一张纸放在桌上,“这是左所小旗赵虎手下,李四。二月初四夜里从北山回家,路上坠崖死了。”
张彪看了那张纸一眼。
“我知道。”
“你知道。”
“卫所里死人,我第二天就知道。”张彪说,“四两棺材钱,我已经批了。”
“批了。”
“批了。”
“钱呢。”
张彪的手在册子上停了一下。
“三公子,卫所的棺材钱,是从杂项里出的。杂项的钱,要等下一次粮到。”
“下一次粮什么时候到。”
“三月。”
“三月。”林锋说,“人二月初四死的,三月才给钱。这一个月,尸首停在哪。”
“停在家里。”张彪说,“穷人家里,停不了那么多天。所以他们先埋。”
“埋了以后呢。”
“埋了以后,钱下来了,再补。”
林锋把那张纸往前推了一点。
“张指挥,我要问一句。”
“问。”
“这四两银子,从万历四十七年到现在,一共该发多少。”
张彪没有答。
“我算过。”林锋说,“汉中卫实在兵一千一百。二十年间,死的、逃的、残的,我按最低算,一年三十个人。二十年,六百人。六百人,一人四两,两千四百两。”
“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林锋说,“这两千四百两,发过多少。”
张彪坐在那儿,脸上一块肌肉动了一下。
“三公子。”
“在。”
“你要问这个,我就得说一句难听的话。”
“说。”
“这四两银子,从来不是抚恤。”张彪说,“这是封口钱。”
林锋的眼睛眯了一下。
“一个人死了,家里人来闹。给四两,闹的人就走了。不给,闹到衙门,衙门问一句‘为什么死’,就得有人担。”
“所以这四两,是买安静。”
“是买安静。”张彪说,“三公子,你以为我不知道该给多少?一个兵死了,家里少了顶梁柱。四两银子,够他家吃四个月。四个月之后呢?没人管。”
“你为什么不管。”
“因为我没钱。”张彪说,“三公子,我一年的粮是两万四千石,实到一万二。我这一万二,要养一千一百个人。我拿什么管四个月以后的事。”
林锋把那张纸收回来。
“张指挥。”
“说。”
“我要立一个东西。”
“立什么。”
“抚恤册。”林锋说,“不是四两。是一本册子。册子上一个人一行:名字、年纪、哪年入的伍、哪年死的、怎么死的、家里还有几口人、领了多少钱。”
张彪看着他。
“三公子,这个册子,写出来给谁看。”
“先给我看。”林锋说,“然后给兵看。”
“给兵看?”
“给兵看。”林锋说,“张指挥,一个兵最怕的不是死。是死了以后,家里没人管。你把这本册子摊开,让他自己看——他死了,他娘能领多少,他儿子能领多少。他看完,他才敢往前站。”
张彪沉默了很久。
“三公子,”他说,“你这一手,比加饷狠。”
“怎么狠。”
“加饷是给钱。”张彪说,“你这个是给一个‘以后’。三公子,兵这个东西,不怕死,怕的是死了白死。你给他一个以后,他就能为你死。”
“我不要他为我死。”
“那你要什么。”
“我要他死的时候,有个人记着。”林锋说,“张指挥,你在汉中十七年。你手底下死过多少人,你记得几个名字。”
张彪没有说话。
“我猜你记得三个。”林锋说,“第一个是你刚上任那年死的。第二个是替你去西安送信路上死的。第三个,是去年腊月掉进井里的老周。”
张彪的手一动。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刚才说‘老周’的时候,没有说‘右所那个’。”林锋说,“你说的是老周。一个人只对记得的人这么说话。”
张彪把脸转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三公子,你要立这本册子,我拦不住。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说。”
“这本册子一立,兵就会问:那我死的时候,谁发这个钱。”
“我发。”
“你发。”张彪说,“三公子,一年三十个人,一百二十两。你出得起。可你要知道,这本册子一立,兵就不是卫所的兵了。”
“那是谁的兵。”
“是你的兵。”张彪说,“三公子,我今天说一句实话。我在这城里十七年,没让兵认我。我让他们认的是‘卫所’。因为一个认人的兵,换了官就散。认卫所的兵,换了官还在。”
“所以你不立册子。”
“我不敢立。”张彪说,“我立了,这兵就是张彪的兵。张彪一倒,兵就散。三公子,你现在要立。你想过没有,你倒了以后呢。”
林锋站在那儿。
“我想过。”
“那你还立。”
“我立。”林锋说,“张指挥,我不是为了要兵。我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值多少。一个知道自己值四两银子的人,不会为了三分银子光着脚走雪路。”
张彪抬起头。
“李四。”
“李四。”
张彪把册子合上。
“三公子,”他说,“这本册子,我批。”
“你批。”
“我批。”张彪说,“批了以后,第一笔钱从哪出,我不管。可册子上要盖卫所的印。三公子,没有印,这本册子是私的。”
“盖上印,就是官的了。”
“盖上印,就是我担一半。”张彪说,“三公子,你担人,我担印。这两样加起来,才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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