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来了。
不是晚上来，是白天。
他走的后门。
后门的门房换了人。新来的门房姓黄，四十来岁，是个瘸子，走路的时候左腿往外拐。他不问话，只看了石头一眼，就把门开了半扇。
“进去。”
“不问我是谁？”
“三爷说了，卖炭的来，让他进。”
石头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进去。”黄瘸子说，“别站门口，站着挡道。”
石头进来了。
他背着一个小筐，筐里不是炭，是石头——十几块大小差不多的鹅卵石，还有一把烧过的炭。
“爷。”
“进来。”林锋正在墙边坐着，把腿往胸前搬。
石头站在院子里，看了看那面画满刻痕的墙。
“这是什么。”
“我的账。”林锋把腿放下，“你把东西放下，先站着看。”
石头把筐放下。
他看了很久。
“爷，这上面一道是一件事？”
“一道是一件事。”
“五十二道。”石头说，“爷做成了五十二件事。”
“你看得懂。”
“看不懂。”石头说，“我只会数。我一天卖炭，卖出去一筐，就画一道。画在炭筐底上。”
林锋笑起来。
“那你跟我一样。”
“不敢跟爷一样。”石头说，“我画一道是四十斤。爷画一道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林锋说，“所以我才画。”
石头从筐里把石头一块一块拿出来，摆在地上。
“爷，这是我这两天的。”
“说。”
“前天，出城三趟车。第一趟四辆，往东，车上装的是麻布，盖着席子。第二趟两辆，往北，装的是箱笼，箱笼上贴了封条。第三趟七辆，往南。”
“往南的七辆，跟上次的十一辆，是不是一路的。”
“是。”石头说，“押车的人还是那个。刀的鞘上有三个铜片。”
“他走路什么样。”
“他走路的时候，右脚比左脚慢半步。”石头说，“我看了很久，每一脚都这样。还有一件事——他走路不看路，看人。”
“看什么人。”
“看穿得好的。”石头说，“穿绸的、坐轿的、带人的。他一个一个看过去，不看穿破的。”
林锋在膝盖上敲了两下。
“这样的人，是替人看路的。”他说，“他得知道这条路上有什么人，才敢把车放在这条路上。”
“还有一句话。”石头说，“押车的人在路上跟人吵了一架。”
“为什么吵。”
“因为桥。”石头说，“过桥要交钱，那个押车的不肯交。他说这桥是卫所修的，他是卫所的人，他走自己的桥，凭什么交钱。”
“桥是谁管的。”
“不知道。”
“桥是谁修的。”
“卫所修的。”石头说，“那个人自己说的。”
“过桥要交多少钱。”
“一辆车三文。”石头说，“七辆车二十一文。”
“他交了没有。”
“没交。”石头说，“他把刀往桥板上一放，守桥的人就不说话了。”
林锋坐在那里，把这件事在心里过了一遍。
一辆车三文。七辆车二十一文。一个百户为了二十一文，把刀拍在桥板上。
这不是因为穷。
“石头。”
“在。”
“那个守桥的人，收了钱以后往哪儿送。”
石头愣了一下。
“这个我没看。”
“明天看。”林锋说，“守桥的收了钱，钱不会自己走。一定有人来取。你看他什么时候来取，从哪儿来，走的时候往哪儿去。”
“知道了。”
“还有。”林锋从怀里摸出五文钱，放在筐边上，“这个给你。”
“爷，我今天没带消息换钱。”
“这不是换消息的钱。”林锋说，“这是让你买一双鞋的钱。”
石头低头看自己的脚。
他的脚是光着的。脚背上横着七八道口子，有两道还结着新痂。脚后跟的皮像树皮，一层叠一层。
“我不穿鞋。”
“为什么。”
“穿鞋跑不快。”石头说，“我爹说，光脚的人不怕下雨。”
“你爹说错了一件事。”林锋说，“光脚的人不怕下雨，可光脚的人怕石头。你在城西卖炭，地上有炭渣、有碎瓷、有钉子。你一天走十里，一年三千六百里。三千六百里的钉子，你脚上现在只有八道口子，是因为你运气好。”
石头没说话。
“运气是会用完的。”林锋说，“买鞋。”
石头把五文钱拿起来，捏在手心。
“爷。”
“嗯。”
“我今天还带了一件事。”
“说。”
“城东的米铺，今天早上换了招牌。”石头说，“原来的招牌是木头的，黑字。今天早上换成了新匾，红底金字。”
“为什么换。”
“不知道。”石头说，“我听人说，米铺换了东家。”
林锋的手停了。
“换东家。”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石头说，“我卖炭路过，看见有八个人在抬匾。”
“八个人抬一块匾。”
“是。匾很大。”
林锋在院子里站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肋下那条线又拉了一下，但他没有停。
“王福。”
“奴才在。”
“府里一个月买多少米。”
“回三爷，一个月二百四十石。”
“从哪家买。”
“城东的……”王福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脸慢慢变白，“城东的米铺。”
“招牌换了。”
“换了。”
林锋在院子里走了两步。
“我们买东西，是月结还是现付。”
“月结。”
“月结的话，账还没结。”林锋说，“账没结，换东家，这账算谁的？”
王福张着嘴，说不出话。
“去查。”林锋说，“查这三个月，府里买米的价。一斤一斤地查，一天一天地查。不要问账房，问厨房。厨房的采买是另一个人。”
“问刘四？”
“问刘四。”林锋说，“他每天剁肉，他知道一斤米多少钱。他比账房知道得准。”
那天下午，刘四来了。
他没进院，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擦手的布。
“三爷问米价。”
“问米价。”林锋说，“这三个月，一斤米，从多少到多少。”
刘四把布在手上绕了一圈。
“六月，四分五。七月，五分。八月，五分五。”他说，“今天是六分。”
“涨了。”
“涨了三成。”刘四说，“不过这不是最怪的。”
“最怪的是什么。”
“最怪的是，四月的价是四分。”刘四说，“四月到六月，两个月涨了半分。六月到九月，三个月涨了一分五。涨得快，可涨得匀。匀的涨价，是有人在后面推。”
“推。”
“有人收粮。”刘四说，“收粮的人不怕贵，怕的是收不到。所以他一个月抬一点，抬到别人不敢跟他抢。”
“收粮做什么。”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刘四说，“奴才只知道，粮价涨了，府里买米的钱就多了。钱多了，账就难看。账难看，就要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
“说法是‘年成不好’。”刘四说，“这四个字，能用三年。”
林锋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石头在边上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手里的五文钱捏得更紧。
“爷。”
“说。”
“米铺的新东家，我知道是谁。”
林锋转过身。
“你怎么知道。”
“因为抬匾的时候，我在那儿。”石头说，“抬匾的人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他叫癞子，以前跟我爹一起烧炭。”
“他说了什么。”
“他说，新东家姓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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