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穗推开厂办二楼档案室那扇掉漆的绿木门。
屋里弥漫着陈年牛皮纸和受潮樟脑丸的气味,靠墙排着四组深绿色的双门铁皮档案柜。管理员老周戴着副花镜,手里捏着姜穗递过去的条子,上面有副厂长签的批条,由头写的是“核准织布车间建厂初期动力消耗与工时底数”。
“六二年的定额底册在最底下那层,自己翻。”老周把钥匙递过来,指节在柜门把手上磕出脆响,“看完了原样放回,纸脆,别撕了边角。”
姜穗应了一声,蹲下身把钥匙插进最底层的锁孔。
铁柜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柜格里塞满了用麻绳捆扎的硬纸夹,侧脊上用毛笔楷书写着年份。她抽出一捆标着“1962年·劳资科·工时核算草案”的卷宗,解开扎成死结的草绳。
纸页受了潮,边缘泛着毛茸茸的深黄色,一捻就掉渣。姜穗放慢动作,指尖避开脆弱的纸角,一页页翻。工时定额核算表、梭子损耗定额、细纱落纱工时记录。
翻到第十七页,一张折叠成四分之一大小的草纸从两张油印表格中间滑了出来。
那不是标准公文信纸。旧包装牛皮纸裁的,墨水是早年供销社卖的一角钱一瓶那种纯蓝墨水,洇在粗纤维的纸面上,字迹已经发暗。
抬头写着一行工整的钢笔字:“关于织布二车间夜班特殊困难临时折算的请愿报告”。
落款人名字是用毛笔楷书写的,端端正正:织布二车间乙班班长 冯桂芝。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初四。
姜穗屏住呼吸。
报告里写得极直白:
“……入冬以来,车间五名女工怀有身孕,其中陈素芬同志怀孕七个月,夜班脚肿不能穿鞋,下半夜多次昏倒在织机旁。依照现行工薪规定,夜班擅离机台两小时者,扣发当班津贴三角,扣发全勤奖两元,且影响季度口粮定量发放。
经乙班全体女工集体商议,特此请愿:对怀孕六个月以上及哺乳期女工,其大夜班实做六小时按八小时足额上报;其缺口之两小时机台看护,由同班组其余身体健全姐妹无偿轮流顶替分摊。
如此,准其按百分之七十五实际工时出勤,厂方依八小时定额核发口粮定量与全勤,所缺工时由姐妹肉身补足,绝不损厂里一寸棉纱指标……”
六小时除以八小时,等于零点七五。
姜穗的指尖在纸张上摁出了弯曲的指印。二十年前,粮食定量卡着人命。怀孕的女工熬不住整宿的八小时大夜班,缺勤两小时就扣三角夜班费,连带扣掉两元全勤奖,还要扣口粮指标。冯桂芝写这份报告,是用自己多看两台织机的肩膀去填补孕妇提前下班的窟窿。
后来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老一辈的退了的退、走了的走,留在劳资科账本上只剩一句:“织布车间夜班工时折算系数:0.75”。
后来接手的账房会计不再过问这零点七五从何而来。照本宣科,把原本用来护孕妇的伞直接套在了全车间所有拼死拼活熬满八小时的健康女工头上。
健康女工实打实干了八小时,在考勤簿上被账面直接砍掉四分之一。每上一个夜班,凭空没了两小时工时。一个月八个夜班,就是十六个小时蒸发。
二十年。
按每个工日一元二角三角折算,一个女工一年被抹去将近三十元,二十年就是六百元。两个车间几百名女工加在一起——姜穗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她把那张纸平摊在膝盖上,指甲抠进手心。
档案室外面的走廊上,刘玉琴的大嗓门顺着门缝钻了进来:“周师傅,看见姜穗没有?织机定额调换的单子还等着她复核呢。”
姜穗的手指按在泛黄的纸上。
她把请愿书展平,目光落向纸张的最底端。冯桂芝的名字旁边,紧挨着另一个歪歪扭扭的铅笔签名,后面跟着一句用炭笔添补的小字:“俺替桂芝顶两小时,俺有力气。”
在那句“俺有力气”的炭笔字末尾,两枚发黑的暗红指印并排烙在泛黄的草纸上,二十年没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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