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穗把竹签尺插进二十号锭子油的铁皮桶底，抽出时指尖捻了捻油膜，在随身带的硬皮本上记下刻度：十一公分，折合五十六斤八两。
库房背阴，空气里全是机油和棉絮发酵的陈宿味。她走到最里侧那排贴着“报废配件”木牌的角铁架下，搬开压在上面的三只破皮圈。
最底下那个绿漆剥落的双层工具箱，上层是断裂的锭翼和生锈的滑轮，底板接缝处翘起一角。姜穗用螺丝刀挑开那层薄铁皮，夹层里躺着一只印着“上海万紫千红润肤脂”的长方形马口铁盒。盒盖四周缠了两圈封箱胶布，胶面已经干裂发黄。
她撕开胶布，掀开铁盖。
没有记工黑账，也没有分文现金。整整齐齐码着的，只有三张薄脆泛黄的县卫生所发票，和一叠手写的小白条。
第一张发票抬头写着县卫生所妇产科，项目栏用毛笔小楷填着“急症输血及抢救包”，金额一十二元整。收款栏盖着暗红色的椭圆印章：“自费结清”。交款人那一栏，规整地签着三个字：刘桂英。
第二张和第三张是门诊换药单，写着“细纱车间接头工外伤”，项目是消炎粉与无菌纱布，一张一块二，两张合计两块四角。同样盖着自费章，交款人签名依然是刘桂英。
姜穗指尖发紧，咬了一下下唇，把算盘从挎包里掏出来，平放在工具箱顶盖上。
这半个月她核算过全车间五年的流水。细纱车间七十二台车，每台车每月扣除损耗和交库定额，按那套“夜班折算办法”，账面上都会浮出来五块多钱的折算结余。五年累计下来，车间账册上结余了三百一十四块零六分。
厂财务科的明细账上，这笔钱一直挂在“车间统筹备用金”科目下，没有入账凭证，也没有厂长签字的领款单。车间里私下都在传，这笔钱被当权的人拿去走动关系，或是年节里分了肥肉。
姜穗把铁盒底下那叠裁得巴掌大小的手写白条抽出来，一张张拨动算盘珠子。
“1979年3月，接头工小李右手卷入锭带，无劳保医疗，垫付接骨费八元。”
“1980年7月，粗纱临时工周二妹中暑脱水，补液费一元六角。”
“1981年11月，换管工摔破膝盖，缝合三针，垫药费两块一毛。”
噼啪声在空荡荡的库房里回响。每一笔支出，都有被垫付女工按下的鲜红指印；每一笔金额，精确到分。七十二张白条，加上那三张卫生所的正式发票，算盘梁上的梁珠归位，底下的总数定格在三百一十三块八角。
离三百一十四块零六分，只差了两角六分钱。
县棉纺厂的规矩极严。正式工看病走劳保统筹，报销八成；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轮换工，进了卫生所全得掏现钱。一旦在机台上磕了碰了，两块钱的药费就能扣光半个月的细粮票。
库房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带进一股车间里的暖风。
细纱二班班长刘桂英跨进门槛，手里拎着一把机油壶，嗓门在门框上震得发响：“姜穗！找你半天量个油量哪儿去了！下午换班前要是交不上耗油数，看我不扣你半个工分！”
姜穗没有合上铁盒，抬头看着她。
刘桂英走近两步，目光落在那只打开的万紫千红铁盒上。嗓门猛地掐住，嘴唇抿成一条死线，两只手在蓝布围裙上使劲搓了搓。
“谁叫你翻这箱子的？”她压低声音，眉毛倒竖起来，眼里全是防备。
“五年三百一十四块，全在这儿。”姜穗指了指算盘上的数字，“刘班长，你档案上叫刘桂英。这盒里的钱，一分也没进你家面袋子。”
刘桂英夺过那个铁盒，死死抱在胸口，铁皮把她洗得发白的工服压出深痕。她别开脸，盯着黑黢黢的油桶：“临时工也是人，手卷进皮辊里烂成那样，卫生所不见钱不给上药，我看着她们等死？厂里制度卡在那儿，我去找谁要劳保？”
“账不是死的。”姜穗收起算盘，“账是错的。拿女工少算的夜班费，去补临时工没给的医药费，拆东墙补西墙，这笔账从根上就没做对。”
刘桂英咬着牙，没有反驳，只是把铁盒里那张最旧的发票抽出来，粗糙的拇指在纸角反复蹭了蹭。
那是一九七六年挡车工难产抢救的发票。
姜穗低头看去。
姜穗指腹抚过薄脆的发票背面，那里用纯蓝墨水极轻地记着三个字：冯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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