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武后册封皇后之后，一个名叫来俊臣的年轻人悄然进入了朝堂。
来俊臣年方三十，出身寒微，曾是市井无赖，因告密有功被武后提拔为侍御史。他与一般官员不同——他不结党，不营私，不贪财，不好色。他只有一个狂热的信念：天下遍地是反贼，而他来俊臣就是替陛下清除反贼的那把刀。他在长安设立“推事院”，名义上是审讯涉及谋反案的嫌犯，实际上是武后清除政敌的白手套。
卢凌风第一次与来俊臣正面冲突，是在永徽七年春天。
被诬告的是长安县令郑铨，一个在任上兢兢业业、从不结党的老实人。来俊臣指控他“私通叛党”，证据是郑铨十年前曾与已故礼部尚书秦叔宝有过书信往来。但事实是，当时还是户部主事的郑铨曾奉旨向礼部递送一批公文，秦叔宝作为礼部尚书在收文回执上盖了章。那张回执被来俊臣当作“私通叛党”的证据，将郑铨下狱，严刑拷打三天三夜，逼他招认同党。
郑铨的家人求告无门，最后辗转找到了大理寺。按朝廷制度，来俊臣的推事院独立于三法司之外，大理寺无权干涉推事院的审讯。郑铨被关在推事院的私狱里，刑部和大理寺都提不到人。
卢凌风直接上书李治，请求将来俊臣指控郑铨的证据移交大理寺复核。李治批了。来俊臣不得不将案卷送到大理寺。卢凌风翻完案卷后，当着来俊臣的面将那份所谓的“铁证”逐条驳斥，最后说了一句让来俊臣记恨了他一辈子的话：“来大人，你拿一份公文回执当谋反证据，按大唐律，诬告反坐。如果郑铨被判有罪，你必须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来俊臣面无表情地收起案卷告辞。走出大理寺正门时，他在台阶上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大理寺的匾额，对身边的随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理寺，好大的威风。不过，风再大，也吹不倒泰山。”
郑铨最终被无罪释放。但卢凌风知道，来俊臣不会就此罢休。他见过黑煞那样的敌人——明刀明枪地冲过来，哪怕实力悬殊，至少正面交锋。但来俊臣不是黑煞。来俊臣是另一种敌人——他不会拔刀，只会告密；不会单挑，只会罗织。他的武器不是刀剑，是恐惧。
此后数年，来俊臣与卢凌风之间的交锋从未停止。来俊臣每兴起一场大狱，卢凌风便以大理寺复核权为盾牌，将他指控的证据一条条拆解、一项项推翻。但他能救的人，只是来俊臣指控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在大理寺介入之前便已死在推事院的酷刑之下。
裴元昭已彻底退居幕后。他将毕生心血凝聚成两本书——《大周律》与《刑法志》，系统地整理了自武德以来的律法条文与判例，为后世奠定了法治的基石。他将书稿托付给卢凌风时已年过古稀，拄着拐杖，说话时需停顿换气，但目光依然锐利如昔。他说自己一辈子审了上万桩案子，不敢说每一桩都判得对，但敢说每一桩都问心无愧。这份底气，就是大理寺立世的根本，也是他希望传给下一代大理寺人的遗训。
楚昭南在这一年病逝。他走得很安详，女儿楚云守在床前，朱雀剑横放膝上。楚昭南临终前握住楚云的手，说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当了归德将军，不是当了玄阴阁左使，而是生了你这个女儿。楚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扛着朱雀剑回到武林盟，照常处理盟中事务，没有让任何人看到她哭。但她那天签发的所有文书，落款处的字迹都比平时重了几分，墨迹透过了纸背。
永淳二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李治病重无法临朝，武后独揽大权。她以“天降灾异，必有妖孽”为由，命来俊臣等酷吏大兴牢狱，将反对她的朝臣逐一清除。长安城的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味道，朝臣们上朝时都要与家人诀别，因为不知道今天走出家门，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卢凌风站在大理寺正堂前，望着庭院中萧瑟的梧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上元节的夜晚，他站在长安城墙上守护万家灯火的场景。那时的敌人是玄阴阁、是黑煞、是蚀月——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手。而现在的敌人是恐惧本身，是弥漫在朝堂之上无形无质的猜忌与告密。刀魂虽散，玄渊刀仍在。只要能再为这世间多守住哪怕一分公道，这把刀就没有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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