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麦子已经，开始抽穗，我们走在田间的路上用手剥着即将露出麦穗的麦子，奋力的跑着，身后是被压弯腰的麦穗脱离了手后迅速的弹起来回的晃动着。
学远处不远处学校里的预备铃声已经响起，我们放弃嬉闹发疯般的冲进学校，
我们冲进校门的时候，预备铃刚停。操场上三三两两聚着人，但气氛不对——没有往常课前的打闹声，几个女生围在一起，脸色发白，其中一个还在抹眼泪。
邻村的王老师蹲在花坛边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抖得厉害。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张了几次嘴，最后只挤出一句：“出事了……真出事了……”
消息是一点一点拼凑出来的。先是有人说“杀人了”，然后有人说“是李庄的”，接着有人补充“是陈老四和张老三”。这两个名字一出来，在场的人都愣了——谁不知道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光腚兄弟，前两年还合伙买了台拖拉机，农忙时互相帮工，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怎么可能是他俩？”有人脱口而出。
“就是他俩……”说话的是邻村的一个货郎，当时他正好路过，“就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两个人本来有说有笑的，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我们都以为闹着玩呢，陈老四还笑着骂了一句，张老三也笑着回了一句，然后就……”
货郎说不下去了，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然后就怎么了？”
“然后张老三就抄起旁边摊子上的砍刀，一下，就一下。”货郎比划了一个动作，很轻，像是在赶蚊子，“陈老四都没来得及叫，人就倒了。”
他说完这句话，周围安静了好一会儿。直到有人问：“那张老三呢？”
“走了。”货郎说，“刀一扔，拍了拍手，跟没事人似的，顺着村道往南走了。我们十几个人站在那儿，没一个敢拦他。”
“没人报警？”
“报了。可等我们反应过来，人都走远了。”
这时上课铃响了。没有人动。
那个上午的阳光很好，照在操场的水泥地上白晃晃的。我突然想起刚才在麦田里剥麦穗的情景——那些被压弯的麦秆，松开手后迅速弹回去，来回晃动很久才停下来。
那天下午的语文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教室里的空气像是被人抽走了一半，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同桌小军一直在转笔，转了一圈又一圈，啪嗒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接着转，眼神却是直的。后排的几个男生破天荒地没有传纸条，趴在桌上，耳朵却竖得像兔子。
窗外的蝉叫得格外响。
下课铃一响，我没像往常那样冲出去抢乒乓球台，而是跟着几个高年级的溜到学校后面的围墙边。那里挨着村里的主路，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会顺着风飘过来。
果然有人在说话。
是开小卖部的赵婶和学校的门卫刘大爷。赵婶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几个字——“脖子”“血”“跑了”。刘大爷叹了口气，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只听见赵婶又接了一句：“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玩笑开着开着就……”
她没有说完。
我蹲在墙根底下，心跳得咚咚响。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我却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我想起去年冬天，张老三来我们村修电视，还给我家带了一兜橘子，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子又长高了”。他的手很大，很糙，但递橘子的时候很小心，生怕捏坏了。
第二节课是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应用题，粉笔刮擦黑板的声音尖锐刺耳。我盯着那道题，数字在眼前跳来跳去，怎么也连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放学的时候，队伍比平时安静了很多。没有人推搡，没有人偷偷交换辣条。走到村口岔路时，我看见几个大人聚在电线杆下面，烟头的红光在黄昏里明明灭灭。他们没有大声议论，只是偶尔说一两句，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低着头快步走过，不敢看他们的脸。
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呛得她直咳嗽。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老师拖堂了。”她没再追问，转过身继续翻炒锅里的菜。
饭桌上，我爸提了一句：“听说李庄出事了。”我妈夹菜的手顿了一下，说：“吃饭的时候别说这些。”于是真的就没有再说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外面虫鸣声声，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天花板上，像一道细细的白线。
我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一边笑着，一边拿起刀砍死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又想起下午在麦田里，那些被我们压弯又弹起的麦穗。它们晃啊晃啊，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可是有些东西，大概再也停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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