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村东头那条小河里的水，看似不动，其实一直在流。看完《少林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帮孩子的魂儿好像都丢在了那块白色幕布上。上学路上，有人走着走着突然踢一个侧踹，嘴里“嗨”一声；放学后的土坡上，一群孩子分成两拨，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比武”，打得尘土飞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却没有一个人哭。
但电影队不是天天都来。下一次放映据说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就在这种百爪挠心的等待里，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
那是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方方正正的，深红色的外壳，正面有两个旋钮，一个是调频道的，一个是调音量的。顶部有一根银色的天线，可以一节一节地抽出来。这在当时的村子里，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
收音机是父亲托人在县城买的，花了十八块钱。十八块钱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斤猪肉七毛钱，一斤盐一毛五，这差不多是一个壮劳力半个多月的工分收入。
收音机拿回来的那天傍晚，父亲把它放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动作小心翼翼的，像是在摆放一件易碎的瓷器。他拧开开关，调了几下频道，喇叭里先是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接着，一个清晰的声音跳了出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那声音就像一道光，从那个小小的红色盒子里飘了出来，瞬间填满了整间屋子。母亲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这人是怎么钻进去的？”
父亲难得地笑了一下：“不是人钻进去了，是电波，无线电。”
“无线电？”母亲显然没听懂，但她没有再追问，只是看着那个会说话的盒子，眼神里有惊奇，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而我，已经完全被这个神奇的盒子迷住了。
当天晚上，我趴在八仙桌边上，盯着收音机看了很久。它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对我来说都像是一种魔法。天气预报、戏曲、评书、歌曲……那些以前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说或者偶尔在公社喇叭里听到的东西，现在竟然可以随时从这台小盒子里流淌出来。
我很快就发现了收音机最重要的功能——评书。
每天晚上六点半，是评书联播的时间。那段时间，村子里但凡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准时把频道调到同一个频率。走在村里的土路上，隔几户人家就能听到同一个声音在不同院落里回荡，像是有人在用一种古老的方式传递着什么秘密。
最先占领我们家收音机的，是***的《岳飞传》。
“上回书说到，岳元帅率领岳家军，在郾城大战金兀术……”
***的声音一出来，我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的声音洪亮、饱满，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丹田里迸发出来的。她说起打仗的场面，那真是口若悬河，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招一式都说得清清楚楚，让你眼前仿佛真的有两支军队在厮杀。
我每天最期待的时刻就是下午六点半。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几乎是跑着的，书包在背后哐当哐当地响。到家之后，飞快地写完作业——有时候干脆不写，反正第二天早上可以抄同桌的——然后就搬个小板凳，端端正正地坐在收音机前面，等着那个熟悉的前奏音乐响起。
母亲对此颇有微词：“一天到晚就知道听那个玩意儿，作业也不好好写，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父亲倒是没说什么。他每天干完活回来，也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听评书。他不像我们小孩子那样听得入迷，但他会在关键的地方点点头，或者在好笑的地方咧嘴笑一下。有一次，听到岳飞被困风波亭的那一段，我看到父亲的眼圈红了。他装作是被烟熏的，使劲揉了揉眼睛，然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起身去厨房舀水喝了。
收音机不仅带来了评书，还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通过收音机，我知道了地球上有个地方叫非洲，那里的人皮肤是黑色的；我知道了美国有一个叫阿波罗的飞船，把人送到了月亮上；我知道了在我们国家的南边，还在打仗，有很多解放军叔叔牺牲了。
这些消息像一粒粒种子，落在我的脑子里，慢慢生根发芽。我开始对这个世界的辽阔感到好奇，也开始对自己所处的这片黄土地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这里很好，但外面似乎更大。
有一天晚上，我听完了《岳飞传》，意犹未尽，随手调了一下频道。一阵嘈杂过后，我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软绵绵的，像是在唱歌，又像是在说话。她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但连在一起我就听不懂了。那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像糖，又像酒，让人听了之后心里痒痒的，有点难受，又有点舒服。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节目，但我没有换台，就那么一直听着，直到母亲喊我睡觉。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邓丽君的歌。那首歌叫《甜蜜蜜》。
在那个年代，邓丽君的歌被叫做“靡靡之音”，是不允许公开播放的。但收音机里的电波是无形的，它不管那些规矩，只管把声音送到每一个愿意接收的角落。于是，在那个春天的夜晚，一个农村少年通过一台红色的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悄悄地流进了我的心田。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小胖。小胖瞪大了眼睛：“邓丽君？我爸说她唱的是流氓歌，听了会学坏。”
“可是……挺好听的啊。”我说。
“好听也不能听！”小胖一脸严肃，“你要是被她毒害了，就会变成流氓！”
我没有反驳小胖，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个声音里确实有一些我不理解的东西，但它并不让人觉得邪恶，反而让人觉得……温柔。
从那以后，我开始偷偷地听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我会在父母睡着之后，把音量调到最小，把耳朵贴在喇叭上，听那些来自远方的歌声。有时候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沙沙的杂音，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那些歌声显得更加珍贵。
我记得有一首歌，歌词我已经记不全了，只记得其中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每次听到这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村东头的翠儿。她是班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生，两条辫子又黑又亮，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但每次看到她的笑容，我的心就会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收音机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它也带来了一些烦恼。
最大的烦恼是电池。收音机需要四节一号电池，每节电池两毛钱，四节就是八毛钱。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亲每个月只允许我用两副电池，也就是说，我只能听大概六十个小时。为了省电，我学会了在不需要的时候及时关掉收音机，学会了在信号好的时候尽量少调音量，甚至还学会了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把电池拿出来在手里搓一搓，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据说这样能让电池“缓一口气”。
但这些办法终究治标不治本。每个月的后半段，收音机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沙哑，像一个嗓子发炎的病人，艰难地吐出每一个字。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心急如焚，恨不得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部用来买电池。
然而，零花钱是没有的。我的所有“财富”，来自于捡废品卖的钱——碎玻璃、废铁、牙膏皮，攒够了就去公社的收购站卖掉，一次能挣个两三毛钱。这笔钱通常被我用来买小人书或者弹珠，但现在，我有了新的目标。
我开始疯狂地捡废品。放学路上，我的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地面，任何一块碎玻璃、一根铁丝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有一次，我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拖拉机轮胎，硬是一个人把它拖回了家，累得满头大汗，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母亲看到了，心疼地骂我是“财迷转世”，但当她看到我用卖轮胎的钱买回四节新电池时，她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收音机就这样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陪我度过了无数个黄昏和夜晚，让我知道了山的外面还有山，天的外面还有天。它像一个沉默的朋友，从不抱怨我占用它的时间，也从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
有一天晚上，我听完《杨家将》之后，没有马上关掉收音机。我调到了一个很远的频道，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乐器声，像是二胡，又像是笛子，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打击乐。接着，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开始吟唱，唱的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觉得很好听。那声音里有一种深沉的东西，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又像是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留下的呼唤。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任由那些陌生的音符在黑暗中流淌。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收音机上，红色的外壳泛着柔和的光泽。远处的田野里，青蛙和蟋蟀在合唱，和收音机里的音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一辈子都走不完；但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一个红色的盒子就能装下。
收音机里的音乐还在继续，像是永远不会停止。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点，在心里默默许了一个愿——
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发出这些声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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